《公共经济学》

第二节 政府的经济职能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知,社会配置资源的方式有习惯、政府、市场等三种方式。政府作为市场的一种替代选择,在现代社会中作用日益突出,为更好地理解政府,我们必须分析政府的经济职能。根据英国学者布朗和杰克逊的看法,政府的经济职能由政府配置职能,政府分配职能,政府调节职能和政府的稳定职能四个部分组成。

一、政府配置职能

政府的资源配置职能,指的是通过公共部门收支活动以及相应政策的制定、调整和实施,实现对社会现有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社会资源结构与流向的调整与选择。
既然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很好地配置资源,那为什么还需要政府来配置资源呢?一般认为以下原因导致了政府配置职能的产生。

1、公有财产资源与政府配置职能

科斯教授在《社会成本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市场经济的前提是私有产权的存在。事实上个人之间交换产品和服务时,不论他们是通过市场,还是非市场进行交易,实际上都是交换产权。例如某人买一本书,事实上就是用一种产权(货币)来换取另一种产权(书)。

产权的定义、实施、交换及其运行都需要成本。财产权越复杂,越含糊,实施的成本越高。有一些产品的产权是不能分配给任何一个人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公有财产的所有权。供水系统就是一种公有财产所有权的例子。在公有财产的例子中,一个群体的人们对于该财产的一切利益有着不受限制的权利。由于该财产利益对于所有成员都是平等的,任何个人都不能把他对于该财产的权利出卖给其他成员。

有公有财产权的例子中,由于每个人都有使用财产的权力,但是却是免费的,即使用价格为零,理性的个人会尽量多使用公有财产,往往就会导致该财产的迅速恶化。文革期间,有个笑话叫做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寓意就在于此。也就说个体的理性导致了集体的非理性。面对这一情况,市场不可能很好地配置资源,当通过市场交换无法形成一套自愿协定时,政府机构可以提供一种解决办法。政府可以通过强制性进行资源配置,能对未经协调的结果进行帕累托改善。

2、公益物品与政府配置资源

市场失灵的另一原因是存在公益物品。萨缪尔森认为像社区的和平与安全、国防、法律、空气污染、防火、天气预报等这类物品,市场都不会提供。为了说明这一点,他用排他性和竞争性两个概念来描述公益物品与私益物品之间的区别。私益物品的排他性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我从书店里买下了一本书,店老板就不能再把这本书卖给他人,而且未经我的同意,他人也无权享用我买下的书籍。这时我就拥有了对这本书的排他性消费权。私益物品的竞争性,就是说每增加一个单位的私益物品的供给,就需要增加生产一个单位该物品的成本。由于私益物品具有这两个特性,使得私益物品的生产和消费是可分的,这样就可以通过市场提供。相反,公益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不可能通过市场来提供。例如路灯、灯塔,大家都可以用,但是都没有为此付费,也没办法排除他人使用。从个人理性来说,个人是不会提供免费商品的,很显然市场不会提供这种产品。

如果要提供一种公益物品那就必须由集体来提供,或通过私人的自愿协定,或通过公共预算由公共部门来提供。考虑到非排他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者不具有供应公共产品的动机,因为他一旦生产了这种产品,他就无法排除他人的消费。小群体也许能够达成协议共同承担该公共产品所需的成本,但随着规模扩大,却必然导致相互之间达成一致的成本扩大,从而可能不会一致同意来共同承担成本。这样就只有政府利用税收来提供这一类的公益物品,以弥补市场不足。

3、外部性与政府的资源配置

现实生活中,市场经济的特点并不体现在绝大多数的纯私人产品,而是体现混合产品上。这种产品虽然含有私人产品的成分,却也同样产生外溢或溢出效应,实事上是产生外部性。这包括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在生产一种产品时,有利于第三方的效用提高时,这就是正外部性,例如你把你的房子外表修得很漂亮,这样别人赏心悦目,也就是我通过你的房子得到好处,但我不必为此付费。同样在生产一种产品时,对第三方的效用降低时,这就是负外部性。例如你住在工厂附近,工厂的烟囱会污染你呼吸的空气,这样工厂就给你带来了负外部性,而工厂不必为此付费。

为此政府需要采取措施,在负外部性的情况下,政府应试图通过减少过度生产的产品总量的方式,来反作用于市场失灵。

二、政府的分配职能

经济学家除了关心市场的配置效率之外,经济学家也关心单位之间、个人之间、家庭之间的收入和福利分配。任何市场竞争都是以初始分配为前提的,可能初始分配本身无法使收入、财富和福利的分配,按照社会认为符合社会公正的方式。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在于决定它更喜欢哪种收入和福利分配,然后再考虑能够使现在的分配方式达到最令人满意程度的措施。这也是福利经济学家和道德哲学家一直争论的问题。

由于慈善机构并不能使社会福利规模提高,政府成为一种替代的选择,因为政府有一种强力。另外正如马斯格雷夫提出的由政府通过预算来提供德优产品,原因主要是自由供给,个人不可能选择适量的服务;另外,政府更愿意采取直接的措施。

三、政府的调节职能

我们在讨论政府配置职能时,已经涉及到政府的调节职能问题。前面已经提到,政府出台试图调节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决定,以减少垄断成份和外在性比如设置公平交易局、垄断与兼并委员会、反污染立法机构等。

那么为什么消费者不能通过自己保护自己呢?这是由于单个消费者在获得和澄清与产品安全和设计相关的信息时,面临很高的成本。因此,政府便建立一套能够直接或间接地提供这些信息的调节和管理的制度。如:工商行政管理局、药品管理局等。

四、政府稳定职能

上文提到了市场失灵,这会导致经济波动和周期性经济危机,因此我们需要通过政府来提供稳定的财政金融政策。

政府的稳定职能除了宏观上为整个经济体系做出贡献之外,政府还履行保险职责,如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及养老保险。由于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因此市场不可能提供这些保险和服务。但是,这些保险对于保证每个人预期具有十分重要作用。因此政府需要提供这些服务。

思考题:

1、什么叫公共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有那些?
2、政府配置资源考虑的问题有那些,这些问题之间有何联系?
3、政府的经济职能有那些,内容是什么?

 

 

《公共经济学》

专题一 绪论

专题要点:

1、所谓公共经济学,又称政府经济学或者公共财政学,主要是分析政府的支出和收入活动,以及这些活动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影响。

2、政治哲学有两种关于政府的看法。一种观念是有机论。认为社会就像自然一样是种有机体,每一个是这个有机体的组成部分。另一种观念认为政府是工具,一种机械,也即政府是实现人类发展的手段。

3、帕累托最优:如果社会资源的配置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即任何重新调整都不可能在不使用其他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而使任何一人的境况更好,那么这种资源配置的状况就是最佳的,也就是最有效率的。

4、规范的分析工具主要由两个定理组成,一个定理是:在一定条件下,竞争的市场机制能够导致帕累托最优。另一个定理是:只要社会的初始分配适度,一个社会总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

5、人类配置资源的三种方式:习惯,政府和市场。市场更多的追求效率,因此要通过政府来弥补市场在公平方面的不足。

第一节 公共经济学概述

一、公共经济学的涵义

我们每一个人都离不开政府,有人说我们出生在公立医院并接受那里医生的治疗,在公立中小学、学院和大学接受教育,在公园里玩耍,受公共部门的保护,年老时在公立医院里结束人生的历程,最后埋葬在公墓。也许这有点夸张,但的确我们不能没有政府。在生活中我们随处可见政府为我们提供的,诸如公共安全,公共学校,公共卫生等服务与物品,那么政府这些支出是如何获得的呢?也许我们都知道,是通过税收获得。那么怎样处理政府的支出与政府的收入关系呢?这就是公共经济学需要研究的问题。

所谓公共经济学,又称政府经济学或者公共财政学,主要是分析政府的支出和收入活动,以及这些活动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影响。这一定义表明公共经济学主要研究三部分问题:一是政府的支出活动,这是政府职能的表现形式;一是政府的收入活动,这是实现政府职能的保障;三是这些活动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影响,也就是说这些活动是否达到了公共经济学的目的。

二、政府与市场:效率与公平

(一)资源配置的目标:帕累托最优

任何社会,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以及生活在太平洋某一群岛上的土著人、或是某一希腊家庭,还是飘在孤岛上的鲁滨逊,都必然面临着三个与经济学相关的问题。它们为解决社会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就必须处理好如下问题: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如何生产?以及为谁而生产?这三个问题归根到底其实就是一个资源有效配置的问题。
这个问题之所以这样重要,并且如此普遍,就是因为不管是社会资源还是经济资源都是相对有限的或稀缺的。如果资源不是稀缺的,或者人类的需要已得到满足,那么,某物品或劳务是否生产得过多,资本与原材料、劳务是否配给得多了,以及物品、收入在全社会如何进行分配都变得不再重要。由此可见,现实的世界实际上都在稀缺规律的支配之下,因此如何有效的配置资源就变得无法回避。

在经济学家们看来,对资源配置效率含义的最严谨的解释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V.帕累托(18481923)作出的。按照帕累托的理论,如果社会资源的配置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即任何重新调整都不会使其他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而使另一人的境况更好,那么这种资源配置的状况就是最佳的,也就是最有效率的。如果达不到这种状况,即可以通过资源配置的重新调整而使得某人的境况变好,而同时又不使另一人的境况变坏,那就说明资源配置的状况不是最佳的,也就是缺乏效率的。这就是著名的帕累托效率准则。

(二)资源配置的方式

进行资源配置的方法有很多,最初的方法是靠习惯。所谓习惯是指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长期形成的,并共同接受和普遍遵守的惯例。这种惯例通常具有法律的或道德的约束力,从而成为传统社会中人们用来处理社会基本经济问题、进行资源配置时的一种方法和制度性约束。在传统社会中,子承父业正是这种方式的一个基本特征。但是,习惯在带来秩序和稳定的同时,却窒息了社会的创新。正因为如此,传统社会的生产极其缓慢,社会呈现出相对静止的状态,只能提供极其有限的物品来满足人类的需要。因而可以说,这是一种缺乏效率的方法。

后来,又出现了另一种方法,即命令。古埃及的法老们就是用这种方法来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命令往往出自一个中央权威。在社会动荡或经济发生危机的时候它是一种有效的方法,但是在和平的经济正常发展的时期,却绝对不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好方法。因为它可能会导致经济社会活动服从于上层特权阶层的利益和偏好,不利于增进社会福利的消极后果。古埃及及法老们拥有的巨额财富和人民的贫困正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种方法是市场,在市场经济中,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主要是由一种竞争的价格制度来决定的。最早系统地利用市场方法来解决社会基本经济问题、完成资源配置的无疑是资本主义,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具备了利用市场方法的社会经济条件。这些条件主要是:(1)产生于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国家和民主政治;(2)渊源于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3) 赋予劳动者以人身自由的雇佣劳动和明确的所有权。另外,在资本主义社会,信息是公开的和竞争是到处存在的,这就使得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相对于上述两种方式来说,具有无比的优越性。

(三)政府与市场:效率与公平

市场机制使资源的配置达到最优效率的状态须具备以下必要条件:1、所有的生产资源都为私人所有;2、所有的交易都在市场上发生,并且每一个市场都有众多的购买者和销售者;3、没有任何购买者或销售者能够单独操纵价格;4、购买者或销售者都可以享有充分的信息;5、资源可以充分流动并且可以无任何阻碍地流向任何使用者。

但是,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毕竟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理想状态,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它的五个条件不可能同时完全具备。而这五个条件如果缺少一个,市场机制在实现资源配置的效率方面就有可能出现运转失灵。经济学界将市场机制自身固有的缺陷称为市场失灵。其主要表现在: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公、外部化问题、市场垄断、失业问题、公共产品提供的问题、消费者无知、市场调整过程的代价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正因为市场失灵的存在,公共部门的干预,即政府的经济活动就成为必要的。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我们承认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是重要的,但这并不是说这是经济活动的唯一准则。因为,效率并不能保证经济福利在社会成员中的公平分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导致贫富差距扩大,不能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显而易见,对这种由于市场导致的福利不公平分配,进行干预从而实行较公平的分配格局是合意的。这就为政府干预市场提供了第二个标准。从本质上说,对公平的判定并非经济学所能解决的,这完全取决于道德与伦理上的判断。从以上基点出发,我们可以考察不同的政府活动,可以力求确定这些政策是否有助于为社会实现一个更为有效与更为公平的经济结果。当然,我们也要很遗憾地指出,由于存在互为冲突的政策目标,任何政策都不可能完全兼顾两者,因而必须在两者之间进行权衡。

在现代社会,政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政策实施的强有力工具(如税收、公债、管制等)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社会中的每一个细胞的经济生活,影响着工人、农民、生产者、储户的经济行为。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政府经济职能,界定政府经济职能。

 

 

 

 

 

价格战博弈:

  现在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家电价格大战,彩电大战、冰箱大战、空调大战、微波炉大战……这些大战的受益者首先是消费者。每当看到一种家电产品的价格大战,百姓都会“没事儿偷着乐”。在这里,我们可以解释厂家价格大战的结局也是一个“纳什均衡”,而且价格战的结果是谁都没钱赚。因为博弈双方的利润正好是零。竞争的结果是稳定的,即是一个“纳什均衡”。这个结果可能对消费者是有利的,但对厂商而言是灾难性的。所以,价格战对厂商而言意味着自杀。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引伸出两个问题,一是竞争削价的结果或“纳什均衡”可能导致一个有效率的零利润结局。二是如果不采取价格战,作为一种敌对博弈论(vivalry game)其结果会如何呢?每一个企业,都会考虑采取正常价格策略,还是采取高价格策略形成垄断价格,并尽力获取垄断利润。如果垄断可以形成,则博弈双方的共同利润最大。这种情况就是垄断经营所做的,通常会抬高价格。另一个极端的情况是厂商用正常的价格,双方都可以获得利润。从这一点,我们又引出一条基本准则:“把你自己的战略建立在假定对手会按其最佳利益行动的基础上”。事实上,完全竞争的均衡就是“纳什均衡”或“非合作博弈均衡”。在这种状态下,每一个厂商或消费者都是按照所有的别人已定的价格来进行决策。在这种均衡中,每一企业要使利润最大化,消费者要使效用最大化,结果导致了零利润,也就是说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非合作行为导致了社会所期望的经济效率状态。如果厂商采取合作行动并决定转向垄断价格,那么社会的经济效率就会遭到破坏。这就是为什么WTO和各国政府要加强反垄断的意义所在。

  污染博弈:

  假如市场经济中存在着污染,但政府并没有管制的环境,企业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宁愿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也绝不会主动增加环保设备投资。按照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所有企业都会从利己的目的出发,采取不顾环境的策略,从而进入“纳什均衡”状态。如果一个企业从利他的目的出发,投资治理污染,而其他企业仍然不顾环境污染,那么这个企业的生产成本就会增加,价格就要提高,它的产品就没有竞争力,甚至企业还要破产。这是一个“看不见的手的有效的完全竞争机制”失败的例证。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乡镇企业的盲目发展造成严重污染的情况就是如此。只有在政府加强污染管制时,企业才会采取低污染的策略组合。企业在这种情况下,获得与高污染同样的利润,但环境将更好。

  贸易自由与壁垒:

  这个问题对于刚刚加入WTO的中国而言尤为重要。任何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都面临着保持贸易自由与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两难选择。贸易自由与壁垒问题,也是一个“纳什均衡”,这个均衡是贸易双方采取不合作博弈的策略,结果使双方因贸易战受到损害。X国试图对Y国进行进口贸易限制,比如提高关税,则Y国必然会进行反击,也提高关税,结果谁也没有捞到好处。反之,如X和Y能达成合作性均衡,即从互惠互利的原则出发,双方都减少关税限制,结果大家都从贸易自由中获得了最大利益,而且全球贸易的总收益也增加了。(孙健)

纳什均衡,又称为非合作博弈均衡,是博弈论的一个重要术语,以约翰·纳什命名。

在一个博弈过程中,无论对方的策略选择如何,当事人一方都会选择某个确定的策略,则该策略被称作支配性策略。如果两个博弈的当事人的策略组合分别构成各自的支配性策略,那么这个组合就被定义为纳什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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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囚徒困境,囚徒困境是一个非零和博弈。大意是:一个案子的两个嫌疑犯被分开审讯,警官分别告诉两个囚犯,如果两人均不招供,将被判刑一年;如果你招供,而对方不招供,则你将被判刑三个月,而对方将被判刑十年;如果两人均招供,将均被判刑五年。 于是,两人同时陷入招供还是不招供的两难处境。

囚犯甲的博弈矩阵


囚犯甲




招供

不招供

囚犯乙

招供

判刑五年

判刑十年


不招供

判刑三月

判刑一年

基于经济学中Rational agent的前提假设,两个囚犯符合自己利益的选择是坦白招供,原本对双方都有利的策略不招供从而均被判刑1年就不会出现。这样两人都选择坦白的策略以及因此被判5年的结局被称为“纳什均衡”,也叫非合作均衡。

毋庸质疑,苏州发展很快,2002年GDP达到2080亿元,略超天津的2022亿元,丝绸手工业之乡跃居国内城市前列,引世人刮目相看。各地特别是天津的朋友对于苏州的超越,关心苏州现象是很自然的。当然,还有人提到过东莞的崛起,威胁到广州和深圳。

  如那幅帖子中各位所说,苏州发展快是有原因的。上海的后花园,高度开放的经济体制,发达的乡镇工业,大量的吸引外资,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融合和带动等等。得天独厚的区位和长三角经济的高度繁荣,造就了苏州经济的快速发展。丑化和贬低苏州和苏州人是没有意义的,大家说的对也好,错也好,苏州就是这样一个城市,它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有了蔑视南京和无锡甚至直辖市的资本。我认为,冷静地看待苏州,观察它发展的经验,学习苏州的长处为我所用才是真道理。

缺陷:服务业

比如,苏州有背靠上海的优势,我们有直接出海的优势,比苏州要优越得多,而且我们的港口还是在中国、世界都有点名气的港口。苏州有人文渊源的优势,小桥流水、诗书人家,文化底蕴很深,人的层次很高等等,但我们也有自然资源和区位的优势。苏州有对外开放和多元经济的优势,我们有大企业、骨干企业的优势。苏州有区域经济很强的优势,像昆山,一个项目就利用外资22亿美元,我们有都市拉动的优势,市域比较强大,市区比较好。但是更要看到,与苏州相比,我们还有很大差距,这些差距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第一,苏州发展速度惊人地超过我们。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是超过苏州的,现在许多关键的指标苏州都是一倍半于我们,甚至两倍于我们。第二,苏州具有更加惊人的后劲。无论是利用外资的总量、技术水平,还是在建的大企业,苏州都有很大的潜力和后劲。一个昆山市,三个一千万,即一千万笔记本电脑一千万主机板一千万数字照相机,技术水平和规模都远远超过我们。用不了两、三年,苏州就会两倍到两倍半于我们。苏州很有可能成为中国的第二大城市。第三,更大的差距是在开放。苏州累计利用外资是230多亿美元,我们是140亿美元。而且我们的140亿美元,都是一百万、一百万地加起来的,而苏州几乎是一个亿、一个亿的往上加。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差距。与苏州相比,青岛的落后,就落后在对外开放上,落后在外资项目上。苏州现在还是一个外资蜂涌而至的状态。我们虽然也引起了广大投资者的普遍关注,但还没有达到这种状态。

苏州经验何在?招商引资无疑是其中的一个关键词———苏州最为突出的是外向型经济,而苏州干部的突出能力是招商引资。苏州市一位干部说,全国学苏州全国学昆山,当然首先是学习招商经验。

如果把这些问题放在苏州近20年来的发展历程中考虑,苏州经济高速发展之迷,套用一句大道理来解释无非就是,苏州抓住了机遇,而机遇之所以能被抓住,决策者的审时度势功不可没。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伊始,铁板一块的计划经济模式土崩瓦解,苏州利用计划经济时代集体经济的优势,走出了一条乡镇企业的发展之路。 
  1990年代,乡镇企业面临体制困境,苏南模式的老路走入死胡同之际,苏州又奇迹般地抓住上海浦东开发的机遇、台湾产业升级和转移的机遇,摸索出了一条依靠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新路。 
  到了世纪之交的梁保华和陈德铭时代,我们看到的是苏州的决策者对外向型经济规律的准确把握,对苏州经济角色的清晰认识,和甘当上海配角的清醒头脑———苏州外向型经济的马达声因此越来越响,最终超越上海浦东成为主角

 

 

上海社科院顾问、研究员张仲礼,新近研究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长三角区域发展特点后指出,虽然该区域发展规模无法与今天相比,但它也曾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地位重要、影响巨大的一个区域,其中一些主要特点和历史经验,仍有参考价值。
  以商兴市是长三角城市在近代迅速发展的契机。张仲礼进一步解释说,长三角一些主要城市在近代大多是通商口岸。通商淡化了的功能,增强了的功能,使这些城市获得空前的发展机遇,物流、人流集散地功能增强,腹地扩大,其经济、文化中心的功能得以增强,并发展起数量巨大的对内和对外贸易。这是一个由商而兴,带动区域内金融、交通、工业和其它相关行业发展的轨迹。今天我们要跨越式地繁荣上海和其他长三角城市经济,应该进一步扬己所长,以对内对外的贸易带动各行业均衡发展,使上海和其他长三角城市能充分发挥其最大的功能。他认为,强调科教兴市无疑是正确的,但以商兴市这一传统法宝也不能丢。
  第二个发展特点是,近代上海与长三角其他城市经济联系日益加强,互动作用明显。一是产销和融资作用。以1936年的埠际贸易状况为例,南京输出至上海的货值占该地输出总量的53.3%,镇江占44.5%,杭州占92.3%,宁波更占到93.1%;而南京输入上海的货值占该地总输入量的59.5%,镇江占30.1%,杭州占99.8%,宁波占84.9%。二是接纳和传导功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是中国接纳世界先进技术、传播科学知识的中心,因此担负起接纳和消化外来的先进技术,并把它传到长三角其他城市的二传手作用。三是示范和辐射功能。近代上海新兴产业的产生和转换,对长三角其他城市都起着一种导向作用,上海技术设备较先进,管理水平也较近代化,起到了示范作用。
  鉴于此,张仲礼强调,今天也应进一步强化长三角城市间的互动作用,上海应一如既往发挥起自己的作用,与长三角其他城市共同推进全区域的发展。
  第三个特点是,城市间交通结构近代化,成为长三角城市及区域经济近代化之先行官1843—1864年间,是国际近代化航运业楔入时期;1865—1892年间,为轮运与电信联动结构形成时期;1893—1937年间,已是由轮船、铁路、公路、电信等组合而成,综合性近代化交通结构基本形成,并处于相对有效运行的时期,体现了变革了的运输方式和交通结构是不断拓展市场的重要武器这句话的精神。轮船航运业的开拓是近代长三角城市兴盛的前提,由此促进了在经济、文化上休戚相关、联系密切的长三角城市带的形成。
  所以,张仲礼认为,集上海港、宁波港、舟山港、乍浦港和南京港、镇江港、南通港等一起组成的中国最大港口群,也肯定会成为国际上最大的港口群。中央对上海的四个中心要求,特别是航运中心这一条,确是有其重大战略意义。
  张仲礼最后总结认为,集黄金海岸黄金水道区位优势于一体的长三角区域,在近代史上曾是远东第一大港区,在今天,如能从区域内产业分工与调整角度,以及从全区域效益最大化角度出发,实现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格局,尽量消除地方保护行为和重复建设,加强区域功能的整体规划、统筹安排,实现区域内政府管理的标准化和统一化,则可确保区域内部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最终实现长三角区域成为世界最繁荣区域之一的目标。

 

交通、区位经济等

从近来财政部高层在不同场合的表态看,出于遏止房地产投机行为等考虑,开征房地产税已成定局。但是,笔者所担心的是,就目前的形势来说,房地产税开征后,很可能会违背政策制定者的初衷,只能起到“劫贫济富”的作用。 

  房地产又称物业税或财产税,主要针对土地、房屋等不动产,要求其承租人或所有者每年都要缴付一定税款,而应缴纳的税值会随着其市值的升高而提高。换句话说,就是把开发商造房子时缴的税,包括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土地增值税以及土地出让金等收费,改由购房者以后每年来缴。在发达的市场体制下,房地产税同其他财产税一样,与消费税、所得税构成了一个国家赋税结构中的三大支柱。开征房地产税,能够矫正现行所得税的某些缺陷、堵塞逃税的漏洞,从而促进社会所得的公平分配。 

  据估算,在目前的房价构成中,税费及房产商利润占到60%,建筑成本只占40%。如果开征房地产税,开发成本就可以大幅下降,房价也会跟着下降。今后,由于地价和相关税费分70年交,也就意味着占住宅成本50%多的地价和相关税费在销售时只需先缴纳七十分之一,其余在剩余的69年中分别缴纳,表现在房价中,成本肯定会有较大的降低幅度。 

  但是,房价的下降,也就无形中降低了首付的款项,那么可能会助长更多炒房者进入市场。过去,老百姓是因为房价太高买不起;今后,很可能会因为税太高养不起而不敢买房。虽然可以出台相应的政策加以限制,比如期房禁止转让、第二套房增加首付比例等政策,但是,这些政策具体执行起来会面临很大阻力,搞不好,会限制百姓居住选择的自由。如果百姓不敢买房,或者是住不起房子,那么,这项改革最终就会失败。 

  解决之道在于:必须设立房产税的起征点,实行累进制,根据不同的住房标准划定不同的档次,制定不同的征税标准。重点锁定高收入人群,防止“贫富倒挂”现象的出现,这完全符合谁受益谁拿钱的课税原则。 

  当然,房产税的起征点很可能是一个存有争议的问题,起征点高了,税收会流失,太低,普通百姓负担太重。 

  去年底,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发布了研究报告,在对我国居民2020年居住目标做出定性定量的分析预测中提出,2020年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预计达35平方米,每套住宅平均面积达到120平方米——这才算小康之家的房子。另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我国城乡人均住房0.78间,城乡住房成套率约67%;人均住房建筑面积8平方米以下的家庭仍占9.1%,约3091万户,其中城镇约1520万户、涉及城镇人口近5000万。根据这两项权威数据和各城镇的实际情况,在人均8平米到35平米之间,制定一个合适的房产税起征标准,应该是比较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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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税费改革发展商拍手叫好   
 

2004-02-09 10:21:28 苏华俊

 

  

  南方网讯 只要是从事过房地产开发的人,都感觉到房地产税费是个很难啃的“骨头”。庆幸的是政府已经把税费改革提到了议事日程,并组织了有关专家进行研究。
 
  房产税费占50%?

  现时,商品房市场价格里所含的各类房地税费已不止30%,这是记者多方求证的结果。此前,中山大学税收与理财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税务学会理事杨卫华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房地产企业在开发和销售商品房过程中所要交的税费达十几种,“即使是出租房屋这么简单,所要交的税费就有六税一费,占房租的30%左右。”

  据有关专家测算,目前发展商要交的税费加起来要占到房价的40%,其中约有15%是税,25%是费。有业内人士甚至表示,现时发展商要交的税费加起来已经占到房价的50%。
 
  税费需要改革

  目前,有些地区还是存在着乱收费、收费不一的现象。而且,有关房地产方面的税费、手续过于繁锁、不方便。就此,有专家就认为,有些税费是可以合并的,有些手续是可以简化的。这样既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又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而在郊区开发楼盘的广州番禺锦江房地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市场部总监杨晓军则反映了另一种情况,番禺区洋房价格4000元/m2 以下的契税为1.5%,4000元/m2以上的为3%;而市区则统一为1.5%。广州宏富房地产有限公司营销中心、营销总监黄全敏也表示,“新的一年,我希望政府能够把番禺区的契税与市区统一起来,不要再搞一市两税。”

  于是,就有专家发出呼吁,目前中国有关房地产方面的税费改革已经是迫在眉睫了。
 
  三赢

  日前,广东省房协在东莞召开了一次会议,其中一项重要课题就是有关税费改革,并形成建议上报待批。

  对此,广东新伟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方丽祥认为:这对于广州楼市来说是一件好事,是可以充分肯定的;能够有效地降低开发成本,使楼价有减价的空间;对于消费者来说,也是一个十分利好的消息,能够购买到价廉物美的产品。“作为中小发展商,我们是十分愿意看到这种利好因素出现的。因为这些利好因素对楼市来说将会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力。”

  广东华标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吴承元表示赞同,“这对于楼市来说,还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发展商的开发成本降低了,房价自然也就有一定的下降空间,最终获益的还是消费者。所以,这将是一项利民的好政策。”

  广州合生骏景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袁毅理性地分析道:“我想这一建议若被接受,将会对新项目产生一定的影响,可以降低开发成本:而对于旧项目来说,影响不大,因为楼都已经盖完了。所以,对近期楼市来说影响不会太大。”袁毅还指出,如果开发成本被有效降低后,消费者的购房能量就会被释放出来,交易量会增加,从而有力地推动房地产的发展;而政府收入也将有一定的增长,形成了一种良性发展。可以说,这将是一项三赢的利好政策。
 
  专家看法:

  华南理工大学建设经济管理与房地产研究所所长王幼松博士:

  目前,有关费的明目不统一,税费存在着不合理的现象,使开发成本增加,无形中转稼给消费者。这肯定是有问题的,需要政府与行业共同来改变这些现象。

  其实,收费不应该只顾眼前利益;应该放眼将来,从大局出发作一些长远的规划。

  如果收费真的降低了,对楼市会有一定的帮助,是一种利好因素,可以刺激房地产发展。

  中山大学税收与理财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税务学会理事杨卫华教授:

  目前,政府已经逐步来规范有关房地产的税费,清理、调整了一些收费。但是,整个国家的收费还是比较乱,该收的、不该收的,有理的、无理的,合法的、不合法的,都存在着,情况比较复杂。费是中国的特产。而且,比较多。主要原因是:没有专门的法律来规范;政府有些部门办事经费不足;缺少监督,有权的都想巧立明目收费。

  如果这一建议被接受,就有以下几点好处:1、进一步规范分配,更好规范市场秩序。2、有利于房地产的兴旺,推动交易,繁荣市场;降低开发成本,降低楼价,扩大楼市规模。3、在降低成本与楼价的同时,又有利于提高产品质量,进一步促进市场竞争,使发展商在统一的市场中竞争。4、有利于解决消费者的住房问题,提高人均居住面积。

  收费要全部取消是不现实的。政府今后改革的重点将是收费。

  其实,改革是必要的。目前,政府正在考虑,逐步推开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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