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桥故事
    设计杂谈
     
     
     
    我们正在做一个老家的项目。老家吴桥在河北沧州，从民国以来都号称是杂技之乡，在省会石家庄还有一个吴桥国际杂技节，所以有点知名度。头次见面的时候，大家经常会介绍自己老家，很多人都会说道：噢，杂技之乡，知道，知道。
       但我知道这杂技之乡的酸楚。富裕的地方不大会有很多人练杂技，在我们那里，有钱人家也舍不得让自己孩子去受苦。如果说有一些人是爱好杂技，或者出于家传，那多数人还是迫于生计。现在情况好了一些，但绝对还是一个辛苦的行当。我的一个表侄，十来岁，家在农村，上学不大行，表哥就把他送到一个在外面跑的杂技团，现在是学艺兼演出，在东北一带串乡表演，老板是我们本乡人，管吃住，每月给一百块零花。过年聊起来，表哥倒还是觉得比在家务农要好，虽然苦，闯荡一番，能有些见识，将来也有个饭碗。
       我小时候还不在县城，在下面一个乡，仓上，当时叫公社。这里是杂技之乡的杂技之乡，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乡里几位姓孙的杂技家组团在欧洲演出，得到过荷兰国王的接见，据说最好的一年曾经挣过十万马克，后来欧洲打仗，回了家来还盖过一座小楼，在满是平房的华北大平原上，显得很不同，我们家以前据说是地主，也没有楼房。
    七岁那年，大概是七九年夏天，有一天中午放学，学校不让回家吃饭。那时我妈也正是我的老师，让我回家拿一个什么东西，我当时还奇怪，因为我妈从来都不会让我搞特殊化的，我还想问，我妈就说，让你去，你就去。我走到大街上，看见一堆人，前头是一个很胖的白忽忽的秃顶外国人，只穿一件短裤，袒着胸，有很多胸毛，旁边一位金发的穿连衣裙的外国女人，拿着相机，（后来知道其实还有摄影机）有人陪着，不断的拍着，说着。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活的外国人，兴奋的不得了，跟着转了一阵，旁边还有一些没上学更小的小孩。突然想起来要回家拿东西，还要回学校，怕回去晚了挨说，只好离开了。到现在知道是泰晤士电视台《中国杂技》的摄制组，在我们县拍了七天的片子。学校不让回家，是上面的命令，怕围观；而我妈是故意放我出去，让我看西洋景的。
    一年以后，我就随父母落实政策搬到县城，县城挨着津沪铁路和大运河。我上大学的时候，在大运河边造了一片杂技大世界，我爸妈还被自愿捐了几百块钱。县里苦心经营了这些年，近一两年终于有了盈利。可能因为周边城市，包括北京天津的人们有了车，到这里来方便多了。现在这个项目也是趁着这行情，县里凑了四千万，希望造一个条件好一些的演出场所，可以和原先的大世界遥相呼应，形成一个旅游的整体，也刚好把县里的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用这些不多的资金建在一起。
     这个项目的用地离我小时候住的小学不到一里地，当时这里是一片农田，有一条土路通向北边的县中，后来我们又搬到这中学住，离项目的用地也不过一里地，周围就都是麦田了。土路的两边是排水沟，长满茅草，有一次下雨后，在里面找到很多白色的蘑菇，回家炒了吃，一直记得当时的味道。还有一次飞快的骑一辆没闸的自行车，在这条土路上和一辆拖拉机面对面，拖拉机装满棉花秆，两边还各挑出一大块，占满了路，而且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我就一打把，直接骑到沟里，在里面疼得躺了半天。
    不过现在不一样了，县城也在发展，这些农田的地方大都盖满了楼房。用地北边是一个很新的小区，叫百度，有地暖，过年去里面见亲戚，屋里只穿汗衫。用地的东面是一个三星级的宾馆，属于财政局，是县里最好的。这块地一下成了镇子的中心。（f1:县城）
    好了，回到项目上。做这个项目有几件事要考虑，首先是杂技的主题，必须要考虑。再是省钱，当然希望做有意思的房子，可只有四千万，还要用其中一千万考虑舞台设备。还有是将来运营怎么办。然后，其实更重要，在我们这个小县城，我们要给我的老乡一个什么样的去处？
     
    杂技之所以吸引人，在于它的超常规的动作。我曾在杂技大世界看到一个五六岁的小演员训练，做错了什么，教练一把抓过来，把人对折了一下，放在屁股底下当凳子作为惩罚。这样训练出来的演员，身体的柔韧，力量，可以形成的身体姿态自然是非常人所及。
    杂技吸引人还在于它的气氛，一种人们聚集在一起，仿佛嘉年华的气氛。小时候阴历逢五有集市，每年还有所谓的物资交流大会，实际上是连续十天左右的大集，这时候就有很多杂技班子，或者用布围一个圈子，或者租一个民家的院子，收五分钱进去可以看一场，班主往往特别能说，再有几个绝活，围成一个圈子的人们，就不时的叫好。魔术是杂技的重要节目，这里有一种神秘感和吸引力，对小孩子来说，往往更期待里面的魔术节目，所以神秘也是一个重要的特征。
    在我们的建筑上，就有这样几个想法：非常规的形体；围合的可供聚集的场所；带有神秘感的空间体验，而且有一点，我们会怀着一种童心去创造和感受这些形体和空间。
    所以，一个重要的课题是创造有趣的形式逻辑。正像杂技演员的姿态是普通人的姿态的延伸和异化，建筑的形式逻辑也遵循这样一个原则:朝向城市一面，采用完整的，规则但有构成感的界面；在向内部院落空间转化的时候，这个界面在延伸的过程中向不规则的方向异化。但从本质上动作很简单，就是外层构成式的界面被折叠了几下，然后在不同的高度推出或推进，形成的空间在不同方向的不确定性自然形成了一定的魔幻的感觉。（f2:内院的空间）
    这个空间也正是我们想创造的聚集场所，在这里是一种马戏团式围合空间。像刚才说的，在我的记忆中，小时候大家围在一起，形成一个圈子看杂技表演的印象至今还在；而在西方，Circus,马戏团这个词不是源于哪一种节目形式，而是来自于希腊文kirkos “圆，环”， 指被观众座位围起的圆形或椭圆形场地，在称之为中央环地的场地中举行多种表演，甚至包括战车赛跑和角斗。我们的这个空间也考虑了基本的马圈尺寸，刚好可以做跑马类节目的表演。在周边的建筑，利用剖面的设计，我们作出一些室外的小看台，和上层的包厢式平台一起，用建筑形成了一个半开放的马戏团空间。 
     
    省钱也是重要的，大家都知道了，出杂技的地方不会是什么有钱的地方，我们想创造一个有趣的空间，但不能花太多钱。这里首先牵涉到结构方式，结构方式又来自于形式逻辑和功能的要求。前面所说的形式逻辑在结构上只是形成二维平面上的变化，避免三维结构的出现，同时所有功能空间，根据实际需要，采用可能的最小跨度。除了室内剧场的屋顶，其余部分全部用普通的框架结构就能完成了。通过这样的一些办法，从而将结构难度和造价控制在当地可以承受的限度内，而空间变化的丰富度已经形成。我们所付出的代价只是平面复杂度的提高，以及施工中的人力成本的适度增加。（f3:建筑的剖面）（f4:建筑平面）
    建筑的外墙构造，门窗，环境地面做法等，也是造价控制的因素。外墙选用了深红色的陶土砖，现在的价钱在三四十块一平米，不仅因为便宜，而且基本不需维护。选择深的暖色是因为在我们老家，一到冬天，树和草全干掉了，加上县城大多是八九十年代的白瓷砖式的房子，整个环境都苍白的很，要是再刮点风，就有点凄凉的感觉。增加一些暖色，大概能冲淡这种感觉。门窗的质量很能体现建筑的品质，县城里很有一些房子，大样子有点气派，窗户质量很差，一下就糙了，而且保温隔声也差。尽管贵一点，我们还是选用喷涂处理的铝质窗框，希望在长时间的使用中能保证外观和性能的质量。控制造价的办法最简单，少开窗。控制开窗面积。不但有利于节能，算下来，型材和玻璃面积也少，还是划算的。再是环境地面，由于会有大量的人员活动，所以有很大面积的铺装，正好杂技大世界刚做过一块地面，几十块钱，效果还好，可以找来用。一些室外灯具我们自己做了一些设计，尽量简单，希望老家的厂子就能做出来，也能省些钱。
    室内设计的基本原则是用空间形成足够的表现力，材料尽量的简单，总体上以石膏板吊顶，涂料墙面，地砖地面为主，只在几个重要地方用点石材。在观众厅，把演员的跑台方式和出现方式作的有趣一些，利用马道等造成不同位置和高度上的表演点，完成室内的塑造，在材料上则尽量简单。（f4:观众厅剖面）
    舞台机械是我们原来并不太熟悉的，和甘工大的舞台机械师作了很多配合，根据杂技的特点，只作两个车台，一个小转台；吊杆30道，但朝向室外的侧舞台还要加几道简单的吊杆；灯光和音响也按较低的标准设计。但是在结构上多预留些吊点和锚固点，为一些高空演出多留一些可能性。
     
    未来的运营关系到建筑长远的生存状态，我们在内院里设置了杂技商店，书店，另外还有小酒吧，因为县城里有越来越多的白领或者准白领，他们能有一个环境好一点的去处。结合图书馆，我们设置绿色网吧；结合活动中心，设置了室外篮球场，可以租给单位打比赛。最大的可能性在剧场的侧舞台，朝向内院打开，和室外舞台结合在一起，这样运营费用能大大降低，可以为平常的演出提供付得起租金的场所。
     
    说道营造一个老乡们对去处，其实有一点小的野心，在上面所有设计之中，很希望有一种所谓“地方性”的思考，在这里，我们想创造出某种基于地方以及人群的归属感。
    在外面跑得多了，有一点感触很深：通常一个地方越发达，越开放，反而地方意识越浓。在欧洲，城市的认同感很强，这首先来自于居民自我的认同感。而我们的地方意识相对较弱，比较一下，我以为有这样几个影响因素：
    首先是地理条件：和我们华北相比，中西部欧洲多山地，丘陵，水道的复杂地形容易形成某个地区或人群的边界感，并且容易在战争或动乱中保存地方的文化，因而地方认同感会强；而在大面积连续的平原地带，边界感弱，而且经常会受到袭扰，甚至大规模的毁灭式入侵（比如靖难之役，朱棣的大军就在在我们那里来回冲杀了几次），文化杂糅，又常不能延续，地方认同感就弱。
    再就是历史：欧洲世袭的领主，选帝侯这样的治理模式（封建式的）一直持续到工业社会和资本社会的开始，并有交错，因而城市带有延续性的自我意识，譬如中世纪的香槟伯国，对香槟地区的自我意识形成肯定会有影响，再譬如卢森堡公国，便是一个残存至今的标本。而我们的历史虽然把1840年之前叫做封建制社会，但实质上的分封建国随着周朝的灭亡早就消失了，自秦以降，大部分时间是大一统下的郡县制，区域或者城市更多是中央集权下的行政载体，人群和地方的自我认同就要弱一些。这种历史制度的不同会通过语言，文字，礼仪，宗教等各种方式影响地方的自我意识。
    第三是管理方式：欧洲中古时期，多是世袭领主的管理；进入到现代社会，城市管理者产生于代议制度，并服从于代议制度，城市发展更多是城市的全体自我意志的体现，从心态上和城市环境上都容易形成自我的，甚至有时是保守和排外的城市意识。我们则是一直延续着考试和任命制的管理方式，并且有定时的升迁或调动的制度，经常还会有属地回避制，所以城市管理上也很难表达地方意志。
    第四是经济：经济发达了，人们有自豪感，对本地的出产和传统就自信；经济很不发达，若信息也封闭，有时也会形成封闭的但很强烈的自我意识。而在经济有所增长，但又处于落后态势的时候，往往会产生强烈的不自信，这时的地方意识也最薄弱，对外界的盲目羡慕就会对地方意识造成强烈的冲击和破坏。
    第五是近期的稳定性：重大的制度变化，文化事件会在一段时间内对地方性产生强烈的影响。比如东柏林和西柏林在冷战后的变化以及合并后的变化。在我们，比如土地制度的改变，文革，以及改革开放都对地方意识产生了重大影响。
    最后还有一点，就是地方的知名景观，特色建筑，重大历史事件，特色出产等具有口碑效应的事物。地方之外的传播力会反过来增强地方的自我意识。但需要警惕的是，这种情况对地方性的形成更多体现于外部，对于地方意识的形成容易流于表面。
    对于城市形态和建筑，在地方意识的范畴中是一个有趣的因素，它既是地方意识的结果，也可能是地方意识的原因。作为结果，城市形态往往是前述各种因素的最直接和物化的表现；作为原因，对于地方意识的形成和变化也会起到非常直接和快速的作用。
    话说得有点远了，其实这些思考也是在我们的项目上一个重点和难点，对照刚才的几条，在吴桥这座县城，地理和历史是无法改变的，经济和管理模式不是短时间能改变的，而建筑师恐怕只有在最后一点上能有所作为。而这个项目的位置，功能使它有可能在地方意识的重建上起到一些作用。
    我们在这几方面着手：第一：营造市民聚会的场所。在西班牙每个城市都有Plaza Mayor，市长广场的意思；德国人表面上不大爱凑热闹，但在每个城市中心也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