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聿铭　下
     
    贝聿铭的一生的七十多件作品无一例外地与金钱、权利和政治纠结在一起。他将外交手腕和设计的独特混合运用在中国银行、华盛顿国家艺术馆、法国巴黎卢浮宫等七十多件建筑上。尽管有巴黎民众对卢浮宫改建的反对声浪以及波士顿保险公司建筑大楼窗户纷纷跌落街头的灾难事件，这些并没有影响贝聿铭跻身全球最重要建筑师的行列，他是现代主义风格迈向人性化的工具。他的知名度证明，不必借助过度装饰或历史的陈词滥调一样可以创造出绝妙的公共空间。他把自己设计的建筑比作自己的女儿。
     
    贝聿铭：就是这样，好象有人生了十几个女儿，哪个最好，我没办法回答，每一个都有她的特点，每一个都有她的挑战。所以很难很难说。
     
    贝聿铭极力追求光线、透明、形状，而最主要的并不是贝聿铭的建筑和他本身捉摸不定的个性，而是这位现代主义者两难处境的游移不定，赋予他的历险一种英雄特质，贝聿铭试图设法修复他这一代因为未曾经历苦难，过度优雅，而对人世造成的一种似乎永远难以弥补的时间差距。巴黎卢浮宫拿破仑广场升起了贝聿铭的玻璃金字塔，壮丽的景观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金字塔取代了艾弗尔铁塔，成为巴黎的新地标。
     
    贝聿铭最具代表性的建筑是香港的中国银行大厦。1926年，他的父亲曾经是这里的经理。中银大厦曾经是全亚洲最高的建筑，他接受这项使命的理由也许更多的是感情上的因素。贝聿铭试图使中银大厦的设计近乎纯真，一如他童年时的纯真，一种结构意识上的纯真。因为建筑赋予人类尊严，建筑是力量的代名词，它必须要代表“中国人的雄心”。
     
    香港/同期声/贝聿铭：我还是个孩子时在香港呆过，和今天太不一样了。事实上，我最怀念的是当时咖啡豆的香气。六、七十年前，我特别喜欢从山上走下来去学校，闻那股咖啡香.。
    遗憾的是，贝聿铭的父亲已经去世，连儿子设计的模型照片也没有见到。
     
    贝聿铭：有一次，我那时候已经在美国了念建筑，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在香港预备要造一个新的大厦，那是老的中国银行，我说你什么意见？我也很想研究这个问题，因为那时候中银大厦在汇丰银行旁边，现在还存在，老的中国银行现在还存在。他说造银行，最重要的是要给人民要看得出觉得是这个银行是很坚固的，很有力量的，所以用玻璃，他说少用玻璃，那是60年前的看法，后来汇丰银行造都是玻璃，我们现在也是很多玻璃，以前看法说银行要坚固，好象一个能够不是轻易可以进去的，这个是很重要，他就是发表这个意见，以后就没有了，没有说过了。
     
    贝聿铭设计中银大厦面对的建筑抵御住地震和大风的挑战。而这些挑战也给这个建筑带来特色，他成功的做出了工程设计的大胆尝试，建筑的最高脊柱将整个建筑的重量分到四个角上，脊柱每到一个交汇处就将重量分散到四周的分柱上，通过把重力引向外部，整个结构可以不使用任何内部支撑物，从而达到节省钢材开支的目的。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强调实用功能的例子，它强调了结构胜于形状，从而成为贝聿铭充满激情的几何学概念。 当时65岁的贝聿铭说在西方各大城市戴着高帽的后现代主义大楼林立之时，中银大厦就成了东方有所响应的建筑，也成为象征香港回归后的前景。它必须是光明的，一定要矮化香港其它殖民地色彩的象征。所以中银大厦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她更是中国银行在世界银行界显著地位的象征。
     
    可是当时国家还不是很富裕，拿出了一亿三千万美圆，也就是十亿八千万人民币用来修建中银大厦。而旁边的汇丰银行当年的时候已经花了十亿美圆，也就是八十三亿人民币，贝聿铭说，我们不能跟别人比谁的钱多钱少，只能想办法，活人是不会被尿憋死的。
     
    贝聿铭：省了很多钱，我们因为用三角形的关系，在钢条方面的重量差不多省了一半，所以有道理的，在工程方面很有道理。所以你要说，风水不好。我不想这条路的，我想对建筑方面，能不能找一个最好的办法。造很高的高楼，同时用最少的钢，钢的重量，这是我唯一的想法。对于风水方面好不好，这个是其次的问题。
     
    大楼竣工后，在香港很多人说中银是一把刀，关于风水的话题就此展开。贝聿铭承认吸收了风水先生的一些说法，用水，在高楼两旁都有水下来，贝聿铭说这个水是源，是财源，所以水到下面变成一个池子，池子养鱼，中国人认为就把财给蓄住了。
     
     
    贝聿铭：风水是很有道理的，有很多人从风水上要做生意的话，很多地方我就反对。风水是有道理的，不能太那个，要完全说，什么东西都要。我这个台子应该这么弯一弯，这个门应该改一改，这种的风水我不信。不过风水你不能不信，中国以前就说你造房子依山傍海，这个话是对的，朝南也是对的，所以很多地方，跟风水是有关系的。
     
    当时风水之说在香港相当流行，这种试图抚慰未开化世界的神秘论调和迷信行为非常不搭调的跟监控全球市场的高科技金融中心并存。贝聿铭说风水是涵盖了文化的意义和智能，但另一方面它不合理的是让西方人认定中国是一块落后迷信的土地。
    在香港能找到最迷信的人，贝聿铭说风水在那儿是门大生意，风水师就像律师一样，他们无所不在，你的一举一动都得请教他们，我知道我有麻烦了，但我并不清楚究竟会是什么样的麻烦。”
     
    贝聿铭：我这都不信，机关枪是早，它是比我们早嘛，汇丰银行比我们早5、6年，他早就有了，这个机关枪并不是对我们，旁边的人说这句话我不信，他是因为洗窗的关系，有东西吊，所以缘故是这样，我根本不理它。很多舆论认为他对我们打，我们打回他。没有这个事。因为风水的关系，并不是因为光的照明的关系，风水的关系，他说这个房子那么很尖的，好象一把大刀，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反光镜，还有比如香港总督威尔逊先生，他们另外一个办法，他就住在我们旁边，所以他用什么办法，他种了一棵柳树，以柔克刚，最后柳树也死了，所以这个都是迷信。我觉得这个地方风水不能说得太，也是有道理的，真的要进去，我这个中文现在差，我来了美国65年了，所以一时想不起这个话。
     
    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贝聿明的父亲曾经告诉儿子学成回国建设和分享中国的未来，而日本入侵，中国人正奋起抗日，贝聿明失去了和家人的联系。使得他无法正面的面对回国工作的想法，后来贝聿明决定加入美国籍，他说这是一个困难的决定，也是一个痛苦的抉决，毕竟要放弃自己的国籍，要我放弃中国，这太难了。他只能尽他的本分干好自己的事情。 
     
    贝聿铭：此后的几年十分艰难，我不能回去，因为当时毛泽东的势力已经超过蒋介石，整个国家处于国内革命时期。我父亲走了，我们与祖国失去了联系。所以这些事情使得我无法正面的面对回国工作的想法。所以1954年我决定加入美籍，这个选择很难做出，因为你必须放弃自己的国籍，去得到另一个，这当然很真实，但要我放弃中国的确太难了，我成了一个美国公民，有一个美国家庭。事实上我的孩子们都是美国人，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都还是中国人。 我在美国做建筑，要想美国的生活如何，美国的环境是什么，美国的历史是什么。在法国也是如此，也要看看法国人民的生活，法国的历史，然后下笔画。不能想到我是生在中国的，这条路不应该这样走。
     
    我下笔，不想我是中国人，中国应该这么做这个建筑，没有这种，这样做是错的。可是我无意中不能说没有影响，一定有影响，可是不是很明显的，不是我说应该有中国的风格，我的建筑，因为我是中国人，生在中国的，应该是中国风格，没有这个事，不能这样走。我在美国做建筑，要想美国的生活如何，美国的环境是什么，美国的历史是什么。在法国也是如此，也要看看法国人民的生活，法国的历史，然后下笔画。不能想到我是生在中国的，这条路不是应该这样走。
     
    战后的美国纽约百废待兴，使贝聿铭无法安宁的处在哈佛的讲台上，他投身到快速发展的经济大潮中。但贝聿铭做梦也没有想到第一份工作是为一位房地产商工作。这个开发商极端的自负，以至于想满足他的自负你就得做出很特别的事情。
     
    贝聿铭和这个人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但他们都拥有同样的梦想，当时城内最具创造性的建筑是一些廉价的房屋，贝聿铭说他知道人们是首先怎么生活的，1951年，我被生活在华盛顿的贫民窟建筑惊呆了，有的人住在破旧的屋子里，石头在华盛顿城里乱飞，水管也是露天铺设的。这种情况立刻使我的神经兴奋起来。贝聿铭开始对居民的住宅产生兴趣。在建民宅这段时期里，贝聿铭积累了工程的经验。但设计只能局限于具体的城市规划的要求，这个时候贝聿铭的手下有75人。他们为我工作了那么长的时间，我不希望他们走。为了让他们留下来我必须在外面拼命地找活。你总不能对下属说你们自己谋生路去吧，当时幸运的贝聿铭接到一个单子，坐落在克罗拉多州的落基山脉山谷中的国家大气研究中心是贝聿铭 在事业上新的起点。这成为贝聿铭一生中第一次与客户建立长久的友好的私人关系。从城市一下子放到自然的环境中作建筑，对贝聿铭来说又是一个挑战。贝聿铭去看了当地印第安人的建筑，他说这个时候我开始了解自己所知的有多么贫乏，但一旦领悟，我挖掘到不断设计的兴趣。
     
    贝聿铭：你想一想，你不能造高楼，同时你这个面积也很大，所以这个是个条件。非常难做。所以我从古代找，有什么相同的，根本没有。所以一定往新的地方，新的一条路走。
     
    在修建完美国大气研究中心30年后，贝聿铭受邀到日本东京的大山里，在自然的环境里建造一个钟塔。这座钟塔的形状是受到日本一种传统乐器的启发，这也是贝聿铭作品中最像雕塑的一个。建筑和雕塑是相关的，但雕塑始终不是建筑，贝聿铭一直强调建筑必须有生命，要由人来使用它来检验建筑是否有生命，而他的太太卢爱玲则一直是他最不客气的批评家。钟塔设计完成之后，日本人鉴于贝聿铭的精湛设计，再一次邀请他为博物馆作设计。博物馆选在山上
    贝聿铭给日本人讲了一个中国桃花源记的故事。1500年前，一群人躲进一个山谷生活，没有外人知道。有一天，一个渔夫，无意中进了那个山谷，发现了另一个世界，那里的人保持着300年前的风格习惯和生活。
     
    日本人知道这个故事，都说，要是能把博物馆做成那种感觉就好了。贝聿铭随着年龄的增长所得的经验和智能，加上他的天分包括让大家不计代价地追求比原来所希望更美好、更具企图的东西，他能够神奇微妙而不留痕迹地将客户引领到更高的价值观，并且让客户做出超出他们原来所要求的水准。贝聿铭是有意与自然界无形力量调和在一起得到深沈的宁静的人。他说看到中国的许多寺庙，庭院，你会发现他们与山和树、自然背景结合得那么天衣无缝。几百年前的中国的建筑师就知道这一点，现在并不是说来重复那些传统的形式。但如何使建筑保持现代的风格是个问题。让一个现代建筑带一个绿帽子的事情，让一个现在建筑戴一个绿帽子的事我绝对不会做，这是我的原则。
     
    这是贝聿铭第一次在日本设计作品，贝聿铭说日本人是很难接受一个外族文化和一个外国人的设计的，我没想到他们会接受我的设计。而做事情最重要的是维持十足的信心，你必须对自己说，如果我相信某件事情是对的，就不必在乎我是谁。在世界各地做建筑，每个地方的历史风俗都不一样，不可能在日本修一个和达拉斯一样的建筑，正因为这样，才存在原创的可能。你不必总是将自己的风格强加到作品里，使每个地方的建筑都雷同，所以创新并不是我的目的，我是在时代、地域和出现的问题中寻找创新。
    贝聿铭真正成为公众人物是在美国历史出现转折的时期，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全美国都笼罩在异常的气氛中，修建肯尼迪图书馆成为总统家族的头等大事。肯尼迪家族邀请了世界知名的建筑家，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聚会，每个人都想得到这个机会。贝聿铭当时名气不大，只做过一些民居建筑，不知道为什么也被请到总统府。
     
    贝聿铭：我记得当时和家人在意大利度假，我们住的房子没有电话，我收到办公室发来的一个电报，让我在某时某地接听一个电话，那是一个咖啡馆，电话响了，是总统顾问，他说我入选了。总统夫人觉得和我有着默契，并希望能一起合作完成这项工程。
     
    图书馆的馆址选在哈佛，但与轰动一时的开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修建一直悬而未决，花了10年的时间选址，工程才得以完成。肯尼迪的夫人杰喹啉说贝聿铭的唯美世界无人可比。有人说这是贝聿铭最值得骄傲的作品，但它不是。
    就在贝聿铭春风得意，人们开始关注他的作品的时候，在波士顿保险公司大楼窗户被风吹落下来，玻璃散落了整个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