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标志城战略规划
编制单位：复旦大学
编制时间： 2006年7月-2007年7月
组织领导： 燕 爽 党委副书记
蔡达峰 副 校 长
首席专家： 葛剑雄 图书馆馆长
编制组成员：
（按编制内容前后顺序）
编制内容 姓名 职称/职 专业/研究方向
总 论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历史系教授、博导
项目总负责人 葛剑雄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 历史地理文化
上海历史学会会长
文化战略 朱顺龙 复旦大学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研究员、教授、博士 文物与博物馆学
生态引导 王祥荣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博导 城市生态与规划
规划战略 王新军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 城市规划
复旦规划建筑建设计研究院院长
经济分析 周伟林 复旦大学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 城市经济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统 稿 张晖明 复旦大学太平洋金融学院院长 产业经济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目 录
第一部分 总论
1.1 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3
1.2 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功能定位 4
1.3 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必须遵循的原则 4
1.3.1 严格遵守宪法 4
1.3.2 维护民族团结 5
1.3.3 展示多元文化 5
1.3.4 尊重宗教信仰 5
1.3.5 坚持一个中国 5
1.3.6 面向世界文明 6
1.3.7 追求人地和谐 6
1.4 中华文化标志城必须具备部分国家级的文化功能 6
1.4.1 具备部分国家级文化功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6
1.4.2 以往的实例 7
1.4.3 中国的现实 7
1.4.4 选址的概况 8
1.5 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建设和管理机构 8
1.6 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基本设施和功能 8
1.6.1 中心城区 9
1.6.2 儒学文化展示体验区 10
1.6.3 预留发展区及后续项目安排 10
1.7 中华文化标志城的用地、资金和完成时间 11
第二部分 文化战略
2.1总体定位 12
2.1.1 理念阐述 12
2.1.2 承载功能 12
2.1.3 功能解构 12 2.1.4 建设节奏 13 2.2 文化资源战略规划 13
2.2.1 资源梳理与整合 13
2.2.2 思想基础和现实作用 14 2.2.3 思想内涵解构 15 2.3 文化空间战略规划 16 2.3.1 文化空间规划的概念 16
2.3.2 文化空间规划的要求 16
2.3.3 中华文化标志城文化空间规划的目的 16
2.3.4 中华文化标志城空间资源分析 16
2.3.5 中华文化标志城空间构想 17
2.3.6 中华文化标志城各区域布局构想 17
2.3.7 文化产业战略构想 21
第三部分 生态战略
3.1 背景分析 23 3.1.1 缘起 23
3.1.2 目的意义 23
3.2 规划区域生态基础特征及分析 23
3.2.1 生态本底分析 23
3.2.2 区域生态综合评价 26
3.2.3 规划区生态敏感性分析 28
3.3 九龙山核心区土地利用生态适宜性评价 29
3.3.1 九龙山核心区域生态要素分析 30
3.3.2 九龙山核心区人为干扰分析 32
3.3.3 九龙山核心区域景观生态格局和生态控引 33
3.4 九龙山核心区规划方案的空间场景模拟 34
3.5 规划区域综合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 35
3.5.1 总体目标——资源生态 文化生态 交通生态 城市生态综合协调 35
3.5.2 基本原则 35
3.5.3 规划区域生态格局 36
3.5.4 规划保障措施 36
3.6 需要同步开展的专项深入研究的问题 38
第四部分 规划引导
4.1 区域分析 39
4.1.1 扩大国际影响 39
4.1.2 强化文化枢纽 39
4.1.3 拓展区域平台 40
4.1.4 实施圈层支撑 41
4.1.5 完善基础设施 41
4.2 空间规划的理论研究 41
4.2.1 中国古代城市特点 42
4.2.2 中国近现代城市特点 45
4.2.3 中国近现代城市理论 46
4.2.4 研究结果 46
4.3 规划总则 46
4.3.1 规划依据 46
4.3.2 指导思想 47
4.3.3 规划原则 47
4.3.4 规划理念 48
4.3.5 功能构成 48
4.3.6 范围界定 48
4.3.7 发展规模 49
4.4 功能布局 49 4.4.1 第一层面：规划协调区(约300平方公里） 49
4.4.2 第二层面：城市规划区(约110平方公里) 52
4.4.3 第三层面：规划中心城区(10平方公里) 55
4.4.4 第四层面：核心城区(约1平方公里) 56
4.4.5 开发时序 57
4.5 支撑系统 57
4.5.1 交通系统 57
4.5.2 水系利用 60
4.5.3 市政设施 61
第五部分 经济分析
5.1 基本动力 63
5.2 资金筹措 64
5.3 运营机制 66
5.4 成本收益 70
5.5 配套支持 71
第一部分 总论
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是各民主党派、各界爱国人士、专家学者的倡议，体现了全国人民的愿望，得到党和国家领导的高度重视，作过多次重要批示，消息传出后已得到海内外的热烈响应。这充分证明，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体现了国家意志和人民的愿望。
1.1 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建国半个多世纪来，百废俱兴，但文化建设任重道远，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更是长远的任务。中国历代都重视“兴礼作乐”的功能，不少礼仪得以长期延续，不断更新，对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发展，维系世道人心，保持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礼仪的制定和推广，重大仪式和典礼的举行，以及这些礼仪的示范作用，应该是国家意志的体现，离不开中央政府的权威，必须得到行政权力的保证。例如，目前全国各地定期举办的祭祀活动已经不少，有黄帝（包括陵墓和故里）、炎帝、伏羲、神农、大禹、孔子、屈原、伍子胥等等，类型和数量正在迅速增加，其中大多是由地方政府或地方党委主办的，采用的是长期沿用的传统仪式，至多稍加改变。但迄今为止，我国尚未举办过国家级的祭典，也没有制定过相应的礼仪，更没有一个专用的场所。
现有的地方性祭祀活动总是与当地的历史人物相联系，从历史人物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挖掘加以提升，用以凝聚民众心绪，鼓舞增强发展信心，传播推展地方形象，有着普遍得到肯定的作用。但是，现有的各种祭祀活动显得相对分散，且在地方之间跟进效仿，反而可能耗散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丰富资源。因此，从中华文化挖掘弘扬、综合国力整合提升、民族精神提炼凝聚、传统文化梳理弘扬的视角考虑，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创意和建设工程呼之欲出。
回溯中华五千年历史，中华文化一脉相承，显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蕴涵着丰富的有待不断开发的资源。如今国运昌隆，借改革开放之力，中华崛起腾飞，经济发展水平连上台阶，国力增强，以经济总量表现的硬实力几近世界第三位。在全面建设小康，构建和谐社会，推进和谐世界进程中，需要我们朝深层思考，全面展示面向受众心灵沟通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精神产品，重视以文化和精神产品为传播内容的软实力的建设，通过软实力来巩固硬实力，整合提升综合国力，在世界民族之林传播推广中华文化、展现中华文化魅力，在文化和精神层面的深层次上与异域文明加强交流。筹建中华文化标志城，就是一项聚焦中华传统文化，系统整理并形象化再现、有效传播中华文化的世纪性工程。
由于中国文化并不具有宗教特色，儒家学说虽曾长期影响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却从来没有成为一种宗教，更未成为国教，所以无论选择什么地方，无论该地具有多大的重要性，也无论该建筑物本身具有多大的魅力，都不可能形成像世界上一些宗教圣地那样的吸引力和神圣性。所以仅仅依靠一座或几个标志性的建筑物，绝不可能真正起到文化标志或文化圣地的作用。如果没有具体内容或具体活动，任何标志性的建筑都不可能具有持久的吸引力，即使建在北京或其他特大城市也是如此，或者说即使能组织到瞻仰者或观赏者，除了对建筑物本身的观赏和评价外，也起不到多少作用。另一方面，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丰富多彩，仅仅通过一座或若干座标志性的建筑物，很难表达或显示中华文化的内涵、外延、形象、气质和境界。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华文化标志城不需要标志性的建筑，相反，主题鲜明、寓意深刻、形象突出、宏伟壮观的建筑物，将产生一种不可替代的震撼力,使人们的神圣感、庄严感、崇敬感油然而生。而且再深刻的寓意、再丰富的内容都离不开建筑物这个载体，需要通过适当的建筑物进行展示。
因此，中华文化标志城应该选择适当的地点，充分利用现有的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建成一系列建筑物和设施，其中包括能充分体现中华文化特色和魅力的标志性建筑，用于集中展示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供公众瞻仰、参观和学习，举办全国性的或国家级的重大典礼、仪式以及文化、教育、学术、艺术活动，并得到法律保证。中华文化标志城应该成为中国的文化圣地，中国人民和全球华人心目中的文化之根，历史之源。
基于如上讨论，为充分体现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标志性和权威性，提议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造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决议予以确定，由国家主席发布命令，由国务院实施，建设和维护资金纳入政府预算，以确保其唯一性和权威性。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正式名称，其中主体建筑或设施的正式名称，可在全球普遍征集的基础上，由专门委员会确定，报国务院批准。
1.2 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功能定位
中华文化标志城作为集中表现中华五千年灿烂文化的国家工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给以定位：
(1)作为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标志性工程。借助该工程的建设，系统整理中华传统文化，凝练提升中华传统文化，引导全社会重视并思考在物质文明建设取得长足成就的基础上，如何推进社会进步国家发展的软实力建设。同时也是新世纪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步入新阶段——全面构建和谐社会的标志。
(2)作为集中展示中华五千年灿烂文化的文化副都功能。中华多民族大家庭多元文化纷繁绚丽、各具特色，她们共同的底蕴都体现出一种追求和谐、憧憬小康大同的深切意境。借助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可以相对集中地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加以全面展示，以充分表达中华传统文化的强大张力。
(3)作为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人文情节，探源寻根问祖的祭祀圣坛功能。
(4)作为面向世界推介中国文化的传播载体功能。
1.4 中华文化标志城必须具备部分国家级的文化功能
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中华文化标志城各项功能的充分发挥和长期延续，更是功在千秋，泽及子孙万代。为使中华文化标志城名实相符，充分发挥作用，必须具备部分国家级的文化功能，以体现国家意志，确保其权威性和唯一性，也可减轻北京的压力，避免重复建设，节约资金。
1.4.1 具备部分国家级文化功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中华文化标志城中的主要建筑与设施，是国家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所必须的，或用于举行全国性的、国家级的典礼、仪式和活动，本应建于首都，如国家纪念堂。但我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又实行中央集权制，首都承担的任务很重。北京的城市面积和人口规模已经过大，为保障首都的正常功能，保存文化名城的历史风貌，优化生态环境，不宜再作大规模扩建。北京市的总体规划已经确定，很难容纳当初未列入规划的大型建筑和设施。另一方面，这类建筑和设施的崇高地位和对周围环境的严格要求，也决定了它们必须处于城市中最适合的位置，与现有状况和总体规划难以兼顾。而作为一个新规划的中华文化标志城，完全可以满足这些要求。
由于中华文化标志城内的建筑或设施是国家不可或缺的，本应在首都建设，因此完全可以纳入国家预算，由中央财政开支。在同样的标准、体量和规模的条件下，可以节约大量资金。由于出自整体性的规划，这些建筑和设施都能处于最适当的位置，充分体现其庄严神圣的内涵。
赋予中华文化标志城一定的国家级文化功能，才能保证它的权威性、唯一性，充分体现国家意志，代表国家水平，避免各地的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近年来，各地往往花费很大人力物力，建造大型纪念性建筑和祭祀性设施。在这过程中，争伟人出生地、纪念地、陵墓所在地，争国家级、全国第一、全国最大。如果没有法定的地位，中华文化标志城内的任何建筑和设施都可能成为其他地方仿造、超越甚至取代的对象。在现有的经济实力和技术条件下，这是完全办得到的。
具有国家级文化功能和地位，才能使中华文化标志城内的建筑和设施充分发挥作用。一方面，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万千气象只能通过具体的展示和活动，才能深入人心，发扬光大。另一方面，必须有制度的保证、行政权力的推动才能使这些展示和活动有稳定的参与者，并长盛不衰。一些耗费巨资的建筑往往在建成之后长期闲置，或者使用率很低，甚至不得不举办与其主题毫无关系的活动，以获得维持生存的经费，原因即在于原定的宗旨和目标得不到制度和行政措施的保证。
具有国家级文化功能和地位，一些本来应在北京举办的活动可移至这里举办，如：国家级及教育部、文化部、科技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委各奖项的颁发仪式，经国家批准的各类学术、文化、教育、科技、艺术奖项的颁发仪式和相关的展览，联合国孔子奖等由中国设立或与中国有关的奖项的颁发仪式，教师节或将创立的类似节庆的全国性会场，全国性的文艺展示会演等。
还可创设一些新的活动，如每年一度的全国性学位颁发仪式，由国家领导人向全国博士、硕士、学士的代表颁发学位证书。现行的“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等奖也可同时颁发。在每年教师节由国家领导人向优秀教师的代表颁奖。举办全国敬老节（重阳）、青年节、成人节、儿童节的庆祝活动和仪式。
参加这些活动的人，大多会瞻仰中华伟人，参观一堂两馆和其他场馆，形成稳定的客源。
1.4.2 以往的实例
在中国历史上，不少朝代在首都以外设置陪都，行使首都的一部分功能，或者起到礼仪性、祭祀性作用。有的虽未正式设置，实际上存在首都以外的文化中心、经济中心。有的全国性、国家级的典礼、 仪式和活动，特别是祭祀类活动，往往是在首都以外最合适的地点举行的，如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
有的国家的首都不止一个，甚至有多个功能性首都。或者将某些国家级的机构设置于首都以外的城市，以减轻首都的压力，并合理使用自然和人文资源。
以往有的朝代曾在和平时期实施迁都，以便使首都获得更有利的战略地位和发展条件，并发挥首都在巩固国防、发展经济和文化、改善民族关系的作用。近代以来，一些国家采用迁离旧都，另建新都的办法，使首都能扬长避短，带动地区开发和经济文化的发展。
1.4.3 中国的现实
国内也有人提出过迁都的建议，或预言今后迁都的可能。不过迁都涉及面太广，花费巨大，也有一定风险，应慎之又慎。但适当分散首都的功能，使首都以外的城市或场所承担一部分首都的功能，切实可行，事半功倍。在首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功能中，比较而言，文化功能的转移对整体功能的影响较小，最易操作。部分文化功能的主动转移更不会影响全局，不会产生什么副作用，也不会影响首都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功能的配置上已实施这样的战略，如两个证券交易所都设在北京以外，交通银行的总部迁离北京。在文化、体育方面也有这样的安排，如全国运动会已轮流由各省市承办，一些全国性的颁奖活动在北京以外的城市举行。
1.4.4 选址的概况
济宁市的辖境是孔子和孟子的故乡，完整保留着“三孔”（孔庙、孔府、孔林）、“四孟”（孟庙、孟府、孟林和孟母林）和众多遗迹遗物，还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包括佛教、伊期兰教、基督教在内的文物遗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圣地，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泰山。除孔孟外，中国文化的最具代表性的历史人物墨子、老子、庄子、荀子、孙子等人的出生地或主要活动地都离此不远，聚集了丰富的人文资源。
从地理环境条件分析，济宁是大运河的中点，见证了这条南北大动脉的兴衰，至今还能南通杭州。南四湖水面广阔，水量丰富，不仅可为新建的标志城提供优质的生活用水和景观用水，而且便于将境内大片煤矿塌陷区改造为人工湿地，改善自然环境，在华北城市中得天独厚。济宁地处我国东部的中间，离北京不远，交通便利，除现有高速公路与铁路线外，拟建的京沪高铁已预留站点，建成后与北京的距离缩短至2小时，参加活动的党政领导当天即可往返。济南机场和扩建后的嘉祥机场可满足近期的空运需求，并可增设通往全国各地的航线和主要的国际航线。济宁、曲阜、邹城三地的城市设施已有一定基础，规划建设的核心区土地充足，拆迁量小。当地的人口规模、素质和教育程度可满足大部分人力需求。
中华文化标志城将在北京与上海之间形成新的文化枢纽，与现有的“三孔”、泰山等世界文化遗产和孟子故里等历史文物将形成一个新的历史文化旅游区，并与济南——济宁——开封——郑州——洛阳——西安历史文化轴连成一线，进而连接丝绸之路（正筹备跨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为世界级的人文旅游带。
1.5 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建设和管理机构
中华文化标志城的规划建设和建成后的管理，涉及国家发改委、建设部、财政部、文化部、教育部、科技部、交通部、民委、宗教局、环保局、国台办、港澳办、中侨办、汉办等部门和山东省、济宁市两级政府，“神州万象馆”、“中华百戏堂”等项目更涉及各省、市、自治区和港澳特别行政区，必须由国务院批准成立一个部级委员会主持和协调。建成后，也应设置一个高于济宁市的管理机构，负责日常管理和后续建设。同时建议将曲阜市和邹城市改为济宁市的市辖区，以利统筹管理。
1.6 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基本设施和功能
依托曲阜、邹城两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新建由若干标志性建筑物构成的中心城区，充分利用和整合现有设施，建成中华文化标志城。
根据中华文化悠久绵长、博大精深和丰富多彩的特征，至少应在人、事、物三方面加以展示，即需要在有限的空间和时间内，通过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人）、重要事件（事）和典型器物（物）来显示中国历史上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核心建筑物占地1平方公里，除了一座标志性建筑物以外，还包括三座不同功能的建筑（国家纪念堂、中国历史展示馆、中国文物展示馆）和神州广场。中心城区还包括一系列相对集中的建筑和设施，总面积10平方公里。后续建设区位于孔孟大道西侧，控制在100平方公里之内。儒家文化体验区位于曲阜市区，以现有的孔子研究院为基础适当扩建。生活后勤保障区依托邹城市，纳入邹城整体规划。岗山保留为生态休闲区，预留国宾馆用地。
1.6.1 中心城区
1.6.1.1 中心城区核心建筑
标志性建筑
在全球征集方案，可采用中国传统建筑的形式，也可采用抽象的、现代的形式，但必须与其他建筑协调。拟建于国家纪念堂后的九龙山上。
国家纪念堂
北京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纪念对象限于1840年后的人民英雄，我国还没有一座纪念历代伟人的建筑或场所。而且纪念碑的形式比较抽象，不能满足展示伟人业绩的功能。我国也缺少一座国家纪念堂，人民大会堂虽能举办各类纪念活动，但毕竟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所在，并非专用。信仰基督教的国家往往设有国家大教堂，除用于宗教活动外，也是举行国家一级重要典礼、仪式和纪念活动的场所。法国在首都巴黎设有先贤祠，集中安放经严格评选出的已故杰出人物的灵柩。美国在首都华盛顿为开国总统华盛顿建立纪念碑，为杰弗逊、林肯建有纪念堂。苏联、越南、朝鲜为列宁、胡志明、金日成的遗体建立陵墓（纪念堂）。
国家纪念堂（内设中华伟人堂）是纪念中国历史上各族各类伟人的场所，也是民众瞻仰伟人、缅怀祖先的场所。供奉于伟人堂的名单应由全国人大专门组织的专家委员会提出，经人大常委会审查通过，由国家主席明令发布，以隆重的礼仪迎入。列名伟人堂是国家授予已故人物的最高荣誉，必须在其去世满100年后方能提名资格。入选的伟人应包括各主要民族，尽可能包括更多少数民族，覆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学、艺术等各领域。伟人堂按不同规模展示或陈列伟人的形象、姓名、事迹、遗物，供纪念和瞻仰。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应设立专堂（室），安放塑像，展示生平事迹。
国家纪念堂用于举行国家级纪念活动，如国家法定的年度纪念仪式，国家级伟人的纪念典礼或奉入典礼，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仪式等。
中国历史展示馆
通过现代化科技手段全景式展示中国历史的进程和重要的历史事件、场面，使参观者跨越时空，产生身临其境的深刻印象。可以按不同的主题、要求和形式组合，适应不同参观者的需求。并可在通用的主题和内容之外，不断开发出新的题材。其内容和方式均需由全国人大授权的专业委员会审查批准。
中国文物展示馆
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展示中国文物精华，主要以数码、虚拟、三维的方式，辅以若干高精度复制品，可集中显示国内全部馆藏文物，也可扩大到散处世界的中国文物，包括全部传世善本古籍。集中收藏由海外回归的中国文物。
如果完全依靠实物和实景，包括首都北京在内的所有博物馆、图书馆、艺术馆都无法做到，但依靠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在标志城的两馆却完全可以做到，并取得前所未有的形象、生动、全面、准确、深刻的效果。
两馆的展示内容、深度、范围和时间都可任意组合和选择，可接待自党和国家领导人至中小学生、外国元首至普通游客等各个层次的参观者，也可为党政官员、各级公务员、大中学生、青年、海外华人提供不同程度和要求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培训。
一堂两馆间由神州广场连接。广场既是瞻仰者、参观者的集散地和休憩地，也是一堂两馆的补充，应具备中国文化的各种要素，并与一堂两馆融为一体。
1.6.1.2 中心城区内的其它建筑和设施
中华科技馆
集中展示中国传统科技成就，突出在中国本土产生的重要发明、发现，通过与同时期外国的相应水平进行比较，说明中国当时所处的地位。凡有条件者均应具有演示、参与、互动功能。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展览馆
凡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或国家推荐名单者，均应列入展览。可采取音像资料、图片、模型、实物结合的方法，以高水平的模型为主，形成特色。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
凡已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者，均应列入展览，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延续的场所。除布置展品外，凡能够当场演示的应定时演示，能由参观者参与的应吸引参与，对特殊技艺进行全方位纪录，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经费和场听,培训接班人。
中华百戏堂
集中展示中国的地方戏曲、音乐、杂技、民间技艺、民俗，并根据各种戏曲、曲艺的特点，建设若干座演出场所，是全国性会演和竞赛的常设地点。
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实践基地
针对我国长期以来缺乏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教育，党政领导、民主党派领导和无党派人士、公务员和各界精英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了解不够、理解不深的现状，应规定不同级别的领导干部、公务员必须在一定的年限内在中华文化标志城完成不同程度的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培训。同时，为各族各界人士、青、大中学生和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人了解和学习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提供场所和内容。相关的院校可在基地内设立分校培训基地，并为社会各界提供服务。
1.6.2 儒学文化展示体验区
结合标志城的功能开发，可考虑将世界孔子学院总部（孔子学院中国文化体验中心）迁到标志城。同时相应建立如下机构，包括“国学研究院”、“国家讲堂”和“文明对话中心”。
依托历史文化名城曲阜，充分利用现有的孔子研究院和“三孔”等历史文化资源，适当扩建。设立孔子学院总部暨子学院中国文化体验中心，承担孔子院长及导师的培训和交流工作。颁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奖”。将孔子研究院扩建为国家级的国学研究院，国家设立“国学研究基金”，由全球一流专家组成学术委员会，确定研究项目，招聘国内外学者驻院研究。国家讲堂用于举办国家最高水平的学术报告，颁发国家级学术奖。文明对话中心是一个常设性的论坛，定期组织双边或多边的文明对话。
1.6.3 预留发展区及后续项目安排
预留发展区位于孔孟大道西侧采空塌陷区，控制在100平方公里之内。
神州万象馆
以一级行政区（省、直辖市、民族自治区、特别行政区、台湾省）为单位，展示各地的历史、文化和现状。对跨一级政区的地域文化可联合展出。
中华民族大家园
56个民族历史、文化和现状的展示。由国家民委组织协调，以民族为单位，根据本民族的特点，选择合适的地形和地点，常年展示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现状。
世界华人家园
可按华人居住的区域、祖籍、家族、民系建设相应的建筑或设施，展示有特色的历史和文化，也可由个人或社团在规划用地内建造宗祠、会馆、展馆等，存放家谱等资料或实物，具体标准备和办法可由中侨办等部门协调。
在两大家园内，可根据民众的需要，建造寺庙、教堂等宗教和其他民间信仰的场所。
中华文化标志城全部建成后，将是中国最集中、最全面、最精彩的历史和文化展示场所，不仅可供国民了解和学习，也是向世界展示的窗口。
1.7 中华文化标志城的用地、资金和完成时间
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全部用地，均应严格按国务院批准的规划，分期分批划拨。其中核心建筑区1平方公里，核心区用地控制在10平方公里之内，后续建筑控制在100平方公里之内，在划定范围内集中使用。同时依托原有城市，按主题与功能相对集中为几个团组。后续项目分散在现有城市外围，依山傍水，兼顾特色。
核心建筑与主要设施的建设和维护费用全部由国家财政支出，或由国务院直接拨款，或列入主管部门的预算。
标志性建筑的建造与维护费用在国内外募集捐款。
后续项目的建造由相关的地方政府列入地方财政，对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和少数民族，全部由中央政府补助。其中适宜市场运作的项目和辅助性项目，可在招标后交民营企业经营。
世界华人家园由主管部门承担基本设施的建设费用，内部项目由使用的个人或团体投资。
标志城的配套设施纳入地方城市规划，相应的服务产业、旅游产业、创意产业、房地产按市场机制运作。
规划通过后，核心建筑区的建设应在三年内完成，主要设施在五年内建成，后续项目和配套设施在十年内建成。最终形成一个具有完整服务功能和配套设施的中华文化标志城。
第二部分 文化战略
2.1总体定位
2.1.1 理念阐述
中华文化标志城应该成为中国的文化“圣地”，中国人民和全球华人心目中的文化之根，历史之源。中华文化标志城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应该行使部分文化首都的功能，即承担一部分国家级的文化、教育、学术、艺术的活动、典礼、仪式的举行。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地位应该通过国家权力加以落实，并得到相应的法律保证。
2.1.2 承载功能
中华文化标志城建成以后，对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整合提升巩固国家的软实力，维系世道人心，保持社会稳定，推进中华文明的延续，走向和谐可持续发展，将发挥积极的综合功能，起到重要的现实作用。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功能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文化示范引导功能；其二、文化聚集融合功能；其三、文化辐射渗透功能；其四、文化服务功能。四者之间是相互影响、互为补充、综合发生作用的。
2.1.3 功能解构
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具体作用和功能可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载体
中华文化标志城是华夏数千年历史的载体，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僵硬的石砖草木，而是历史生动地在延续，在演绎。在这里，我们不是在枯燥的接受信息的传递，而是在沉淀的文化氛围中虔诚的感受我们民族的厚重。
·平台
中华文化标志城是多民族多文化交流的平台，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文化和谐的交融，是思想百家齐聚的盛会，百花辉映的芬芳，是五光流溢的和谐。
·中心
中华文化标志城是汇聚民族向心力的中心地带，中华民族文化传播以及凝聚民族向心力的中心，是炎黄子孙寻根溯源的精神轴心，是中华民族文化产业复兴的中心，是展示中华民族软实力的中心，是在全球化的文化博弈中中国非物质领土扩张的中心，展现大国和平崛起之风范。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将有助于增强全球华裔的凝聚力，有助于维系中华民族万世一系的民族情怀。
·枢纽
中华文化标志城将是华夏土地上南北交接的文化枢纽，成为世界更加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的枢纽，将形成东连泰山、山东滨海，西连开封、郑州、洛州、西安的文化旅游带，并辐射全国到边疆地区。
·实践区
中华文化标志城将是中国对传统文化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的战略性思考之后的一个具有创新意义的实践区。在当代社会大众层面上，推行普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都将从更深的层次上加强华夏民族的影响力，具有重大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示范区
中华文化标志城将是城市发展、民族发展和文化继承有机结合的示范区，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示范区，为建构一个和谐、安宁、幸福的人类社会贡献出独有的价值示范效用，为推动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增强国际影响力提供动力。
·基地
中华文化标志城将是我们对外的重要窗口，是向世界传播中华文明、在全球树立华夏精神形象的基地，是我们对内的文化教化园地，是培养炎黄子孙后代爱国主义热情与民族自尊的重要基地。
·精神引领区
中华文化标志城将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引领区。中国文化的精髓在民族发展的过程中被舶来品逐渐冲击，在当代人中失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实现国家的发展繁荣，我们还需要一个精神上的原动力。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能够从精神上给我们民族以支持力，能够从精神层面上使我们的民族更加自信自强，勇气饱满，迎接新的挑战。
2.1.4 建设节奏
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过程，应该有以下三个层次：
其一，树立“民族之魂”。通过当地各种历史文化资源的整合，挖掘优秀的民族传统，使之成为中华民族广为人知、广为人承、广为人颂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这是一种以建构终极性的价值信仰和民族存亡的精神支柱为内核的文化发展目标模式。
其二，建立“社会之序”。通过各种文化艺术形式提高人的文化水平，增长人的见识，陶冶人的情操，培育人的文化素养，使大多数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能簇拥在一种时代的、健康的、科学的和高效的社会规范麾下、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这是一种以造就文明、理性人和社会人为内核的文化发展目标模式。
其三，繁荣“文化现象”。形成文化生态发展产业链。通过各种形式吸引社会的广泛关注，倡导文化向各行各业、各个层面渗透，营造文化氛围、扩大文化的影响和吸引力，积累文化基金，在获得文化本身的生存和发展的同时，构筑中华文化标志城可持续发展的坚强后盾。
这三个层次的目标模式，分别侧重于文化的深层内核、现实功用和生存方式的不同领域，三者之间既有独立的发展逻辑，同时又相互依存，合为一体，构成了中华文化标志城文化建设目标的统一、递进的战略关系。
2.2 文化资源战略规划
2.2.1 资源梳理与整合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中华先民智慧的沉淀，是我们灵魂的生发与归依。它滋养着我们的心灵，启迪着我们的良知，激发我们的创造力和凝聚力，承载着我们精神活动的一切成果。传承文化即是在延续中华民族的灵魂。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民族血脉之所以绵延至今从未间断，民族传统文化的承续传载功不可没。
中国的文化厚度体现为传统文化的悠久历史和生生不息。它是中华民族在特殊的环境作用下所形成的文化习惯和文化积淀。它既散见于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经典文献、制度规章等程式化的客体形式之中，又存在于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知识结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行为方式、审美情趣、风俗习惯等主体形式之内，经过数千年的演绎与扬弃，这种文华积淀已深深地融进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之中，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特别是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制约社会历史发展、支配人们思想行为和日常生活的强大力量，是中国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五个主要内涵：1、注重整体精神，强调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的爱国主义思想；2、推崇仁爱原则，倡扬厚德载物和人际和谐的共生关系；3、重视人生价值，强调个人在家庭人伦以及社会关系中的义务；4、追求精神境界，向往理想人格；5、重视修养践履，强调道德主体的能动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内在价值，在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理想信念等方面的教育以及构建现代和谐社会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导向作用，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本思想，是立人之本，立国之本。
悠久的历史传承、丰厚的文化资源，共同组成了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的文化内涵和理念基础。中华标志城的建设，必须以当地的历史文化资源为基础，同时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其它方面，经过严格梳理、科学整合以后，作为中华标志城建设的前提和依据。
2.2.2 思想基础和现实作用
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必须依托深厚的思想基础，必须具有深厚的思想作为指导基础。中华传统思想源远流长。它既有自身独特的魅力，又包容着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
中国古代思想的内涵非常广泛，有着鲜明的文化个性，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性、博大的系统观、鲜明的主体意识、高度的辩证思维性等优点和特点。儒家、道家等各思想流派都纷纷阐释他们对世界、人生、伦理道法的见解，经时代的淘洗和积淀形成了中国礼仪思想的基石。中华传统思想源远流长。它既有自身独特的魅力，又包容着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因此，中国古代思想既是传统的，又是当代和未来的；因而它是传统、现实、未来的统一，是继承、扬弃、拓展的统一，有着永久旺盛的活力。
追溯中国古代文明及思想，无不受到先秦儒家及其它哲学思想的影响。中华文化标志城选址于济宁，与众多思想的发源地有着密切的关系。济宁是著名的礼仪之邦，是孔、孟、颜、曾、子思五大思想家的故乡，尤其是儒家思想体系的发祥地。从中国传统核心思想的渊源性和代表而言，具有不可替代的资源优势，因此，它是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的首选之地。
以儒家思想为主，结合其他诸子哲学，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多元基础，是指导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的精神坐标。“人类要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这是1988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大会上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巴黎宣言”，西方人开始逐渐承认中华文化遗产是全世界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华传统文化正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和积极研究。西方出版的“100个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中，孔子排名第五，美国人尊孔子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传统“国学”虽然其中有封建、糟粕的东西，但其基本内核是健康的、有益的，包括着中华伦理道德与民族精神，有大量的当今道德建设的“元素”，“仁、义、礼、智、信”是塑造人性品格的起码道德要求，“厚德载物”、“知义明耻”、“和为贵”等思想及社会人伦价值系统是“国学”精粹，“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心法是全人类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决非哲学和知识的学问，而是存心立世的基本态度，是实实在在的生活的学问，是我们宝贵的思想源泉。
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思想具有它的特殊作用，表现在以下方面：
（1）具体内涵。儒家思想主张以仁治天下，忠主孝亲，敬兄信友，和睦夫妻，忠孝节义，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在管理上主张以德治为主，强调管理者正己、廉洁、教化、爱民。庶民以忠君报国、尊师重教、上敬下和、以仁、义、礼、知、信待人，使社会风气善良，民俗淳朴。信奉天地的法则：广博、深厚、高大、光明、悠远、长久。
（2）传统思想是塑造当今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基础。虽然传统思想的内在理念是向内的，注重心性修养，但这种观念是解释社会与人的关系的一个归依。可以在具体的观念上，吸收西方的向外的思想，加强精神的释放性，但就思想体系的构成而言，传统思想仍应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基础。如何使传统思想现代化，这是我们应该加强的一个基础。
（3）传统思想以内治外，通过人的心性来规范外部社会，这是一个大的原则，与此相应，它的特殊功用体现在，传统思想具有一整套特殊的思维方法和理论。这些非常全面异常丰富的思想资源，它们与现代的科学发展观念结合，是构建和谐社会、提高科技创新力的一个重要源泉。
（4）传统思想具有十分现实的功用，是对当代生活礼仪、社会秩序和人伦关系的规范和调节。西方的东西在中国并不完全适用。因此用中国传统思想来规范和打造新型的社会规范、礼仪，是很现成也能够产生成效的举措。
在新世纪多元文化交融中，关注文化对话，创造符合时代精神的本土化风格，构建更富创新意识的文化，以一种“融合与创新”的文化策略去探求文化的精神共性。
中国式的理念透溢出的中国哲学思想，成为中国现代本土化风格的内在精神。在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战略定位中，具有地域特色的本土文化如一面镜子，客观而真实地记载着一特定地域社会文化生活的历史文脉，作为体现一种时代精神、一种特定时代、特定时间的特定文化和文化品味的设计活动，更需要积淀丰厚的本土文化精神及时代审美观念。挖掘中国文化思想的内核，将本土文化之精髓融入其中，是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的重要准则。
2.2.3 思想内涵解构
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应该贯穿以下的中华思想精髓：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内在动力；厚德载物、天人合一的民族精神；和而不同、有容乃大的包容胸怀；科学发展、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
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思想，强调人奋发有为的精神品质，勇毅力行的意志与实践，提倡人本主义的价值取向和对人自身力量的信心，是一种不断进取、持之以恒的动态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至今的强大原动力。
和而不同，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它彰显出的古老文明的思辩精神在历经了几千年之后依然熠熠生辉。它不仅尊重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尊重不同的国家选择及适合本国国情的意识形态和社会道路，更是构建一个和谐世界的主旨。“和而不同”主张用平等和包容的精神，开展广泛的文明对话和深入的文化交流，和谐而不千篇一律，不同又不彼此冲突；强调各国各民族共生共长、共同发展。
“和谐”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左传》提出“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孔子的“和为贵”、“和而不同”，墨子的“兼相爱”、“爱无差等”，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都表达了社会和谐的主张。我国和当今世界所遇到的重大问题可以概括为人和自然、人与人以及个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三大矛盾，我国传统思想为解决这三大矛盾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上述思想内涵，是诠释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主题的主干脉络，是实现中华文化标志城达到精神引领核心以及成为文化圣城的重要依据。
2.3 文化空间战略规划
2.3.1 文化空间规划的概念
文化空间布局将形成组团式的文化分区空间结构和组合式文化多中心格局，使中心区，副中心，组团和其他各区块功能更加合理、明确，各功能区之间的关系更加协调，充分体现核心区域的应有文化导向和气氛；通过文化空间规划引导，使城市形态的各大功能区，文化主体功能突出，配套功能完备，特征明显，体现大气、精致、和谐以及有效等要求。
2.3.2 文化空间规划的要求
文化空间规划应当是充分满足文化空间的性质与用途，它应通过对空间划分、文化符号造型、细节、色彩、文化形象、艺术品等方面进行的综合性整体布局，既能满足于不同的文化适用功能，同时又具有特定的艺术形式所反映的审美价值。而与传统文化相对接而进行的环境设计则能更多地带给人们以归宿感和厚重。
2.3.3 中华文化标志城文化空间规划的目的
对中华文化标志城进行文化空间规划，旨在使中华文化标志城在人文内涵和空间尺度上能够保持和谐互惠，实现传承和新技术运用之间的协调，大力保护和充分显示历史文化遗产和文脉，保持已有历史文化名城发展过程中的延续性，增强中华文化标志城总体的历史文化的综合功能。在空间宏观布局上增强艺术个性和人文特色，追求空间形态的内涵化、生态化、特色化和人性化等针对性等策略。让中华文华标志城成为历史、现实与未来和谐对话的精神枢纽。
2.3.4 中华文化标志城空间资源分析
空间形态是与相应的自然条件和社会背景相适应的，由于中华文化标志城的特殊要求，其空间的需求功能应该被确切定义。在面对这样的城市空间时，必须以谨慎务实的态度，挖掘历史文化空间的内在品质，将现代元素与传统元素有机结合起来，以发展的理念赋予旧有的空间形式以新的意义，逐渐找到了稳定的落脚点。
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文化空间分为四大部分：一是曲阜，二是邹城，三是九龙山区域，四是预留生态发展区域。
曲阜和邹城是两个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两者相距仅20公里。古老的文化，为孔孟故里留下了众多的文物古迹，构成了独特的文化空间，为中国少见的文化区位组合。东方圣城曲阜位于济宁市北部，作为孔子的故里和鲁国的故都，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和文化。拥有世界文化遗产“三孔”（孔庙、孔府、孔林）、鲁国故城、明故城、颜庙、周公庙、少昊陵等一大批“重量级”的文物古迹。邹城的孟庙为历代祭祀孟子之所。有各种殿宇64间，御碑亭2座，木坊１座，各种碑碣石刻350余块，还有著名的“孟母断机处”碑等文化遗产，这些都是研究孔孟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九龙山又叫灵山，南北长4公里，东西宽0.5公里，由南向北有九个山头蜿蜒起伏而组成。九龙山之南有朱雀山，之东有凰山和卧虎山，之西有凤山和尖山，之北有桃花山；九龙山东西两侧有灵泉，南麓有长年碧清的池塘；九龙山南北各有一河，南河名白马河，北河名大沂河，两河均通微山湖与京杭大运河；九龙山北距曲阜“三孔”、黄帝及少昊祭祀地10公里，南距邹城“两孟”8公里，东距孔子出生地尼山20公里，西距孟子出生地凫村1公里，具有重要的文化象征意义。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典型的山水架构。九龙山位于鲁南都市圈即济宁、兖州、曲阜、邹城组群结构大城市腹地，具有良好的城市依托条件。
综上所述，中华文化标志城的空间资源非常丰富，具有资源独特性、稀缺性等特征，为规划布局提供了厚实的基础和宏大的发展空间。
2.3.5 中华文化标志城空间构想
面对如此得天独厚的文化厚度和自然资源，中华文化标志城应该充分考虑利用现有的历史资源，结合自然生态，进行宏观的文化战略布局。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战略布局应该体现出朴素的生态观念：充分利用自然优势（九龙山），巧借（南四湖等）水体，力求达到质朴优雅、互生互动的最高境界。
以上述理念为原则，中华文化标志城的空间战略布局应该如此展开：
以九龙 山为核心，南北由曲阜、九龙山、邹城连成中轴体系，东西由尼山、九龙山、凫村构成一线，形成独特的中华文化标志城空间布局。在总体景观的构建上，以九龙山为背屏，以（人造）湖为前庭，江河蜿蜒，山水相容，阴阳兼蓄，构筑山水为骨架、人文为血脉的空间系统。体现中国古代哲学和传统思维模式中对山川地理特征赋予的深刻文化内涵。山青水秀的自然环境，天造地设的山川形胜，与中华文化标志城协调和谐，浑然一体，使自然环境更富有文化底蕴，使人文景观更具有自然色彩，使主题建筑更显得雄伟壮观，大气磅礴，高度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自然状态“天地人”相容合的精髓，成为未来的典范之作。
2.3.6 中华文化标志城各区域布局构想
研究和确定中华文化标志城区域布局与整体定位的相互支撑关系，是实现中华文化标志城资源合理调配，优势互补、环保绿色的整体理念的重要基础。
在中华文化标志城各区域战略布局中，应该考虑两座历史文化名城（曲阜和邹城）与新建项目（九龙山核心建筑区域）的互补与发展关系，力图实现1＋1>2的战略目标。同时还要充分体现中华文化标志城人工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合理运用当地的特点、能源，既凸现文化标志城的特色，也不破坏自然环境，同时达到新旧项目在历史、现实与未来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上述两个方面，是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的主要原则和价值诉求。根据这一原则，构筑中华文化标志城以下区域空间布局：
第一，依托曲阜的文化资源和物质基础，打造传统文化战略格局。
曲阜作为孔子故里，具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拥有大量珍贵的文物古迹，是国务院首批命名的历史文化名城，蜚声中外的文化旅游胜地，具有挖掘发展传统文化产业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近几年来曲阜充分发挥文化资源优势，着力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整理、开发利用，先后建设了孔子六艺城、论语碑苑、孔子研究院、杏坛剧场、孔子文化民俗园，创造了良好的传统文化学习和展示环境。
具体设计思想可以表现在以下几个维度：
其一，打造中国传统文化项目，体验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发展内因。
当今社会，科技的昌明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意想中的快乐和满足，全盘“西化”的思想在年轻一代一定程度和范围出现。不能正确解读传统文化，误读经典、断章取义，精华变成糟粕，智慧解说成愚昧，对传统文化或存而不论，或敬而远之。传统文化的精华日益被淡忘，民族精神已经在年轻一代逐步淡忘，中华民族精神在新生代有“断代”的危险。传统国学文化是城市人文精神的思想根基，国学所蕴涵的关于人本的关怀、人性的向善，关于民族和国家的向心、凝聚和责任，关于坚忍、刻苦、拼搏和进取等等的文化和精神实质，对社会发展奇迹的产生和维系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越是传统的东西越有生命力，越有生命力的东西越有价值。传统国学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是中华文明的魂，事实上，传统“国学”中所提倡的一些思想已经融化到了我们今天的思想观念和指导思想中，成为了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重要历史资源和思想资源，国学文化是国家和谐发展的“源动力”。弘扬国学文化有利于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弥补当前学校人文教育结构性缺失，有利于提高国民人文素养和思想道德素质，有利于引导良好社会风气形成，有利于培育“自强不息、开拓开放”的人文精神。弘扬国学文化关系民族精神的传承、关系民族的未来、关系社会的和谐发展。
曲阜的孔子研究院是经国务院专文批准建设的研究机构，具有文献收藏、信息交流、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博物展览五项功能，已经初步打造成为世界研究孔子思想的中心。因此，中华文化标志城依托已有的孔子研究院和相关儒学思想资源为基础，开创传统国学文化学习体验区，发挥培训教育沟通的多重功能，以实现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具体目标。
其二，打造中外文明交流平台，体现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的价值观念。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相互影响能够给各自的文化带来新的挑战与机遇，能大大丰富各自的文化，减少误解与敌意，促进各自文明与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任何单一的文化，在发展到自以为尽善尽美的同时，会遭遇巨大的危机：僵化、保守化、自足循环形成的陈陈相因与停滞不全，排他性，丧失活力。这个时候，恰恰是他者文化的撞击与挑战，造成了自身文化推陈出新的契机。21世纪，人类文明已经成了一个地球村。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加强了各国和个地区之间的联系和依赖。在这种形势下，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显得尤为必要。如果认为不同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用对抗去代替对话，那就必然会导致冷战的恢复，使世界永无宁日，从而危害到文明自身的发展。
中华文化标志城在突出儒家文化特色的同时，注重培养孔子文化的开放性和国际化。全球联合祭孔的举办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的设立，使儒家文化与时代发展同步，与世界文化相互交融。以曲阜的文化底蕴和思想理念为基础，规划构建文明对话交流区，将成为中外文明交融的重要平台。
第二，依托邹城雄厚的经济实力，将其布局为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后期保障服务区，实现包含物流配送，接待居留，人力资源提供等等的重要功能。
邹城是新兴能源工业城市，境内矿产资源丰饶，品种齐全。境内藏煤面积375平方公里，地质储量41亿吨以上，工业生产快速崛起，全市形成了以煤炭、电力、酿造、化工、纺织、建材等6大支柱产业为主、结构合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邹城地理环境优越，交通便利，凫峄名山耸其前，洙泗胜水环其后，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风光秀丽。邹城以其工农生产、交通、通讯事业的发展基础，城市建设和旅游配套设施的完备现状，可以承担起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后勤保障功能。
第三，九龙山核心区域的总体布局。
九龙山区域首先起到贯通曲阜、邹城两市的作用，成为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地域枢纽和中轴线。中轴线在战略规划中有它独特的功能，因此，对于它应该有完善的战略布局。中华文化标志城中轴线布局应该谨慎处理与中国传统文脉相融合的理念，既要满足建筑的尺度，又要尊重生态的建筑和现代空间的和谐。初步考虑沿九龙山轴线两侧安排相关建筑和景观。项目布局间的距离围绕中心而 逐渐变化，形成有韵律的节奏。中轴线给整个中华文化标志城带来顺序，使城市结构清晰，成为城市的核心象征。
通常同一文化区域人民认同的文化标志物，大多集中在有相当历史的文化中心城市，如罗马作为基督教文化的中心，麦加是伊斯兰教文化的中心，耶路撒冷作为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的文化“圣地”，集中拥有众多信徒认同的文化标志物，从而成为朝拜的圣地。
因此我们要建中华文化标志物也要有中心展示基地。九龙山的中心地区是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心脏，主要发挥中华文化标志城核心精神作用的功能，因此，这里的战略布局必须呼应这一要求。
作为中华文化的标志区域，标志性建筑物是一个重要的象征。标志性的建筑物并不在于他是一座建筑，也不在于它设计得如何宏大高耸、巧夺天工，而是在于它标志性的内涵。如果没有内在的沉淀，建筑仍旧是一座建筑，一座普普通通的建筑而已。
纵观世界各国的标志性建筑，创造性是标志性建筑共同的要素。在巴黎这个文化内涵极其丰富、艺术氛围极其浓郁的首都，设计师浪漫地设想出用废钢铁建设一个标志性建筑物。虽然当时法国各界的意见分歧非常大，但是设计师大胆的创造性使它得到承认，100多年的历史证明了它的成功。凡是到法国旅游的人，都要到埃菲尔铁塔去看看，它在许多人心里已经成为巴黎、甚至法国的代名词。 澳大利亚的悉尼歌剧院以奇特的造型坐落在海边，这种奇特的造型在当时也曾引起极大的争议。最后又是它突破传统的创造性使她成为悉尼、乃至澳大利亚的标志。
建什么样的文化标志要有参照，要有一个标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有些耳熟能详的标志，它的文化内涵我们远远没有挖掘出来，巨型塑像、像前广场、广场祭坛、先祖纪念堂、长廊、日门、月门等建筑。在使人瞻仰的同时，可以激发中国人对同祖同宗的认同和对民族文化的认同。
根据相关原则，九龙山核心文化标志区的新建标志性建筑（群），主要为一堂两馆一广场以及一个标志性固体物的宏观布局，即由一座伟人堂、一个历史展示馆、一个文物展示馆、一个华夏广场和一个中华文化标志物共同构成。
主体标志物一个，考虑建于九龙山上，处于该区域建筑的最高位置。
主体标志物在内涵上应该文化底蕴深厚，表现能力独特；在外观上体型伟岸，雕刻精细，书体工整，形象鲜明，是体现中国古代思想、工艺和智慧的结晶。
纪念性建筑一座（国家纪念堂），位于标志物的正对面，与主体标志物遥相呼应，是一个荟萃展示中华历代精英的圣殿。按不同规模展示或陈列中国历史上各族伟人的形象、姓名、事迹，供纪念和瞻仰，其中的国家纪念堂是举行国家级纪念活动的场所；
展示性建筑两座（高科技虚拟展示华夏文明），位于主体标志物的左右两侧。
中国历史展示馆，通过现代化科技手段全景式展示中国历史的进程和重要的历史事件、场面，可以按不同的主题、要求和形式组合，适应不同参观者的需求。
中国文物展示馆，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展示中国文物精华，主要以数码、虚拟、三维的方式，辅以若干复制品，可集中显示国内全部馆藏文物，也可扩大到散处世界的中国文物，包括全部传世善本古籍；
辅助标志物若干（用于连接的标志），要寓意深刻，意味隽永，能够发挥出各自的重要作用；
广场一个（华夏广场，发挥围合和集散作用）。
广场是人们心目中的精神中心之一，体现着城市的灵魂，在城市空间环境中可以产生巨大的感染力与凝聚力。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广场，要结合自然、结合人文、结合对象历史特性，形成独特的构思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达到建筑艺术形式和民族文化传统完美的融合，能够完美折射出民族的审美价值取向和历史文化特征。
这些项目的建设，均不是肤浅的应景式的建筑，标志物作为视觉传达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是将具体的事物、事件、场景和抽象的精神、理念通过特殊的图形表达出来。使人们在看到他们的同时，自然而然产生联想，从而产生认同感。
因此，在中华文化标志城标志形象规划中，应该挖掘中国的传统造型艺术，在意境上追求大巧著拙的浪漫飘逸境界。它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它是绘形的，又是入神的，在体现现代设计观念的同时，也折射出了本民族的审美价值取向和历史文化特征。充分展示了传统文化理念与现代标志设计紧密结合的艺术魅力。因此，中文华标志物必须具有神圣、神往、神奇的历史意义，能被华人认同，同时又能代表时代和地域文化的精华。
综上所述，中华文化标志城核心区域的建设应该体现出中国传统思想的深刻内涵，展现中华多元优秀文化的精神与艺术魅力，创造中国新文化，推动全民族重视和加强文化建设和道德建设，增强全民族的文化意识和文化素质，能够起到承载体现中华民族五千年以来形成的核心价值观、核心精神理念、核心道德信仰的重要作用。
在突出营造中华文化标志城核心精神功能的同时，沿九龙山两侧的相关区域，分别布局有关历史文化展示项目，起到烘托主题的作用。
通过全方位展示华夏历史人物、重大事件、华夏民俗、戏曲、人文思想，工艺以及古代科技发明等，生动展现华夏历史的悠久和广博，揭示蕴涵其中的内在文化精神，呈现中国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伦理准则，揭示华夏科技对人类发展的贡献，凸显华夏文明的历史文化价值，它所承载的区域文化的惟一性和中华文明的传承性，它所传导的乡土中国的家园意识和文化乡愁情怀，它所引发的心灵直觉和理性思考，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在传统文化的层面上，将显示出独特的地位和经久不衰的魅力。它能深度启迪人类广袤智慧，全面揭示人类发展规律，详尽展示人类是非功过，进而让人们深刻感悟人生哲理。通过对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的展示，充分体现中华民族历史弥新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将大大激发全球华人的爱国热情，大力发挥历史与文化启迪思想、陶冶情操、传授知识、鼓舞人心的积极作用。国人在游览参观后将更加热爱祖国，能够起到文化融合、民族自豪以及民族团结的重要作用。
第四，九龙山以西的大片区域，可以预留为生态保护区，自然与人文展示缓冲区。它既是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导引区、缓冲区、主干区的界识，同时又可以将中华文化标志城的不同功能之区连接成一个和谐整体的绿色地带，起到使整个空间系统不但未打破，而且还可以达到有序性和完整性的效果。
该区域主要布局以下内容：
其一，地域文化展示区域 （中华百戏园）
“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地域的差异性使各地的传统艺术和民间文化呈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从民族区域上看，汉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迥然有异，江南水乡民歌的婉约细腻与草原游牧民歌的粗旷豪放对比鲜明。从地理区域上看，湖北的楚文化与四川的蜀文化各不相同。尤其是文化部命名的412个全国民间艺术之乡，乡土气息浓厚，涉及市县乡村，门类多样。如湖北省长阳的民间歌舞之乡、安陆市的民间漫画之乡。有的独一无二，如崇阳县的提琴戏之乡，这些地域文化资源，个性鲜明，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其二，生态文化展示区域（非物质文化展示区）
许多民间文艺资源古朴悠久，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形成的不同民族与不同区域的文化传统，有的还保持其原生态，蕴含着祖先的智慧和文明，弥足珍贵。既有物质文化生态，如安徽西递村、水乡周庄等古建筑。也有非物质文化生态，如民间歌谣，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昆曲”等。可从这些原生态文化中选择生态文化项目，打造生态文化产品。贵州省棱戛等生态博物馆，就是原生态文化的范例，涉及苗、彝、瑶、仡佬等少数民族。整体鲜活展现了原始的文化生态和生活场景，具有极其珍贵的科学、艺术、历史和经济价值。
其三，民俗文化展示区域（神州万象园）
民族文化的各种事项在世代相传或横向流播的过程中，总是保持着相同或相似的内容和形式，有的可以流传上千年，源远流长，沿袭至今。同一民族，同一地域的人们有着大致相同的习俗，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民风民俗具有各自的风格特点，从而形成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如民族民间饮食、婚丧、节日、竞技、雕塑、刺绣、皮影传承各异。北京的四合院、安徽的民居、福建的客家土楼，苏州的园林代代传承，各地的民间神话传说故事歌舞及各种风俗等都具有各自的乡土特色，从历史的传承文化资源中进行展示，别开生面，大有可为。
其四，宗教文化展示区域（文明交流展示区） 中国宗教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且有自身的特点，中国宗教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历史上一直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构成我国宗教文化的有佛教文化、道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含天主教文化）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原始宗教文化，如萨满教文化等等，诸多的宗教文化多姿多彩，林林总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我们重温中华文明的创造历程，包括宗教文化的创造历程，从中吸取智慧，经验和教训，可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以利于创造更加光辉灿烂的中华新文明。
宗教上的多样性和宽容性，使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在内部形成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局面，在外部向世界开放，不断接受异质文化的激发和营养，从而具有更强的生命力。目前中国社会的五大宗教，除道教为本土宗教外，其他四大宗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是从国外传入而后成为中国人的重要信仰。中国甚至把印度传入的佛教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不过是按照中国人的方式发展的，所以它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战略形态应该是有形和无形的有机结合。有形指的是它的各种布局，体现各种功能的建筑物、反映各种历史文化信息和符号的物体、艺术品等等。这些项目之间应该做到布局张弛有度，虚实相间，体现中国传统思想和规划建设的艺术结晶，表达文化和艺术结合的崇高境界。
而无形指通过艺术处理和概念提炼，在10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规划区内，弥漫着华夏文明的智慧、礼仪、思想、文化等元素，可以处处感受，时时触摸到的中华文化的浓厚气息，这是中华文化标志城成功实现预期目标的关键所在。
在某种意义上，中华文化标志城的特色，就是反映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色的载体，从而使它成为中华民族的某种象征，具有了如同黄河、长江、长城相似的特殊意义，而比它们又多了些更为具体丰富的文化内涵，这是任何一种区域所难以具备的意义。所以中华文化标志城文化的价值，就决不仅限于它的表面价值，而是更具有宏扬民族文化，凝聚全球华人精神并向世界介绍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层次的价值。
2.3.7 文化产业战略构想
蓬勃发展、潜力巨大的文化产业，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业在许多发达国家已经成为重点产业和支柱产业，显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和巨大潜力。以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为基础的文化产业，不仅可以为中华文化标志城形成自我造血机制，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同时也可以为民族文化产业的崛起尝试一条竞争之路，争取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文化不仅以其广阔的领域和巨大的潜力对社会生产具有广泛的渗透力，同时，由文化产业本身及其带动下的科学技术、场馆宾馆、设备建设、交通运输等相关行业的发展及投资环境的改善，为经济结构优化与发展、为社会安排就业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2003年9 月4 日《文化部关于支持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要结合各地‘文化大省’、‘文化强省’、‘文化立市’等建设，利用当地文化资源，发展优势文化产业和特色文化产业”。“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发展道路”。
要走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发展道路，关键是如何将地方文化资源转化为特色文化产业项目，从而开发利用。无疑，项目是资源与生产之间的重要一环。没有项目，资源就难以转化为产品；没有项目，就会无序开发，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只有项目，才能实现对特色文化资源的科学、有效、合理配置和开发利用，使之转化为文化产业优势和竞争优势，使文化产业健康、有序、协调发展。
中华文化标志城以其立体多维、丰富多彩的文化底蕴和建设格局，为文化产业提供了广阔的项目空间和前景。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文化产业必须对特色民族民间文化资源有足够的重视，深度开发，准确定位，强使出击，注重品味，达到创新与科学有序的合理利用。遵循这一原则，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文化产业布局应该考虑以下方面：
第一，文化产业是特色产业，要集中展示城市或某一历史片断的特色，其空间特色必须尊重和顺应当地文化的独特性、唯一性和标志性。因此中华文化标志城城市战略规划中应该把文化产业空间作为总体布局的重要节点加以考虑，不仅注重其形象创作，更应注重其文化内涵挖掘。
第二，文化产业是知识和智力密集的产业，集中了一大批文化素质较高的人才，这就决定了文化产业空间必须是高文化、高品质、高品味的空间，在赋予空间现代功能的同时，要十分关注创造空间的古典文化氛围和传统文化特色，加深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内涵和韵味。
第三、结合现有的艺术形式，形成以参观体验为主的文化项目，并籍此形成以生产开发相关旅游纪念产品为主的行业，尽量发掘其艺术潜力并将之转化为经济资本。
第四、把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民俗文化做足做大，结合山东乃至中国传统风情特色，形成相关产业发展链，打造一个有物可赏、有戏可观、有物可购的综合性文化产业结构。
第五、遵循文化资本化的过程中必须保证当地文化的艺术性、自然性不会受到破坏性建设影响的原则，以山东古代文化为主线，结合中原传统文化区域，将已有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资源与中华标志城新铸就的概念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轴、两核、多点”的线性空间文化产业结构，为实现中华标志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第三部分 生态战略
3.1 背景分析
3.1.1 缘起
二十一世纪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世纪，“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正是这一使命的体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做出重要批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件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事，有关工程建设，应着眼长远，统筹规划，量力而行，精心实施”。
“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区域资源丰富，种类多样，既有曲阜和邹城这样基础设施完善的建成区，又有丘陵、平原与湖泊等良好的自然资源，在这样一个区域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关系到城镇、建筑、交通、广场等人工因子与农田、山体、水系、植被等自然因子的和谐共融，既不能被动保护环境而限制发展，又不能为了建设而破坏环境，更不能为了建设而破坏原有的文化资源，只有处理好核心区域与曲阜邹城、文物古迹与文化表征、有形文化资源与无形文化资源、人工建设与环境容量、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才能真正增强中华民族文化凝聚力，集中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因此对规划区域内各种因子的生态战略分析与调控是建设文化和谐、环境和谐、社会和谐的文化标志城的基础。
3.1.2 目的意义
■ 发扬中华文化，保护既存文化环境
“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场址是孔孟文化、运河文化、山水文化等多元文化交织包容的地带，具有极好的发展潜力。然而，要建设一座表征中华文化的标志城，发扬中华文化，就必须处理好标志城与原来文化的关系，而文化是一种既抽象又具象的载体，其存在是具有悠久的历史与环境背景的。因此，在建设标志城的过程中，必须要考虑新与旧、发扬与继承的和谐关系，只有保护好文化存在的环境，才能弘扬文化。
■ 正确处理合理利用与保护自然资源的需要
“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区具有得天独厚的山水格局，具有丘陵、平原与湖泊的综合特征，尤其九龙山核心区，区位优势独特，自然资源丰富，植被优良，气候适宜，地质构造稳定，水资源丰富，因此，总体具有自然资源优势，同时也表明该地区自然资源的特殊价值，对其利用要求也较高，如何合理利用而不破坏环境，是该项目的关键。因此，对自然资源的生态专项研究是迫切的和必要的。
3.2
3.2.1 生态本底分析
关于生态区位
曲阜市和邹城市都位于泰沂山脉与黄河冲积平原的接壤地区，河渠众多，土地肥沃，农耕产业发达。九龙山处于黄淮海平原与鲁中南山地的交接地带，具有sustainable landscape平原和山地的景观特征。九龙山主脉呈南北走向，主峰海拔215.4米，南北长5公里，东西宽0.4公里，山体弯曲似蛟龙平卧阔野，山体东侧有卧虎山和凰山，西侧有龟山、马鞍山和凤凰山,南侧有朱雀山,北侧有桃花山。九龙山与各山之间为平畴良田。拟建的标志城核心区域即属于九龙山地区，位于东经116°59′23″－117°04′31″，北纬35°28′36″－35°31′26″，北至日东高速公路，南至朱雀山，西至104国道，东至京福高速公路，总用地100 平方公里。
图3-1 区域空间生态位分析
“中华文化标志城”北依泰山、黄河，西南靠南四湖、京杭大运河，处于鲁中山区与鲁西平原的交界处，地理位置优越，可谓物华天宝胜地。区域背景上，九龙山区东为泰山和沂蒙山脉环抱，西面黄河与京杭运河，形成“山水相拥，负阴抱阳，阴阳相生，由气生势”区域空间生态位——中华生态极。
关于气象物候
该地区为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区，光照充足，四季分明。年均降水量为634毫米，年均气温为13.8°C，年日照时数为2330.6小时，年平均相对湿度为70%，年平均风速3.3米/秒。
济宁市气候条件有利于土地资源综合利用，作物种类丰富，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人居环境条件优越。
图3-2 地质气候研究
关于地质地貌
规划区域整体地势东高西低,北高南低,东部山峦起伏,西部平原坦荡,南部湖光秀丽。根据区内地表形态及形成过程，可分为低山剥蚀（侵蚀）地貌和流水堆积地貌两种类型。“中华文化标志城”中心城区——九龙山位于曲阜城南，山体呈弯曲状，形似长龙，最高海拔215.4米，四周皆为海拔百米左右的低山丘陵，山与山之间均为平畴良田，形成山区与平原交接的自然景观。
区内地层发育相对较全，各时代地层发育厚度相差较大，主要有太古界泰山群（Art），古生界寒武系（∈）、奥陶系（O）、石炭系（C）、二叠系（P），中生界侏罗系（J），新生界第三系（E+N）和第四系（Q）地层等。境内分属2个Ⅳ级构造单元，以峄山断裂为界，东部为尼山凸起；西部为曲阜凹陷；境内以单斜断块构造为主，断裂发育。
图3-3 地址地貌现状
关于水文条件
区内河流主要有泗河、沂河、白马河等。湖泊主要有微山湖、圣水湖、孟子湖、唐王湖等，还有大面积的湿地。根据区内地层岩性及其赋水特征，区内主要含水岩组为第四系孔隙水含水岩组和碳酸盐岩类裂隙岩溶水含水岩组，是目前区内农田灌溉、城区和乡村人民生活用水及工业用水开采的主要含水层。
核心区九龙山地下水储量异常丰富，为山东省三大地下富水区之一，总储量达17亿立方米，相当于半个微山湖的蓄水量。该区没有明显和潜在污染源，地下水处于原始存量状态，项目在建时必须注意对环境特别是地下水资源的保护。
关于历史人文
山东为齐鲁文化之邦，历史悠久、文化灿烂，遗存有丰富的文物古迹，文化积淀深厚。曲阜和邹城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孔庙、孔府、孔林是世界历史文化遗产。著名的文化遗存还有孟府、孟庙、孟林、伏羲陵、蚩尤冢、少昊陵、尧王墓、微子墓、周公庙、清真寺等。20世纪末，济宁汶上宝相寺发现佛牙舍利，为佛教圣地之一。九龙山地区也有多处文物古迹，山上有西汉摩崖墓群、后梁和唐代摩崖造像、明代鲁荒王墓，山西侧的孟子故里、孟母林等。
图3-4 历史人文资源
孔孟故里作为儒家文化发源地和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区，在全球范围具有崇高地位和巨大影响力，其文化底蕴深厚、博大精深、品位高、层次多。从她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对世界文明的积极作用来看，孔孟故里济宁堪称中华文明乃至东亚文明的枢轴，尤其在中华民族的团结与凝聚方面，孔孟故里济宁所特有的人文魅力具有跨越时空的重要作用。因此，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当地的文物资源，并使其成为项目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通过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掘、整理、保护现有文物资源，充分发挥现有文物资源的作用。
图3-5 区域文化资源
3.2.2 区域生态综合评价
“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区域具有深厚的孔孟儒家文化底蕴、合理的生态旅游半径，丰富多彩的人文资源与奇异纷呈的生态空间交相辉映，是天人合一、弘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彰显生态和谐科学理念的重要场所。
■ 关于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的优势条件分析
其一，地理区位优越
山东省位于京津唐与沪宁杭之间，济宁市又位于山东省西南部，与苏、豫、皖三省交界，从战略区位看，孔孟故里地处华北、华东两大经济区的过渡地带，南连长江三角洲，北接京津唐经济区，同时又处于东部沿海通往西部内陆的中间地带，是衔接我国东西南北交流的重要枢纽地区，在淮海经济区中占有重要的核心位置。在全国生产力总体布局中，沿京沪高速铁路、京福高速公路、京九铁路、新亚欧大陆桥和京杭大运河为重点布局带，这里正是两条重点带的交汇处，便于东西、南北方向上的物质、信息、资金、技术、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联系。
其二，生态优势显著
该区主要自然生态构成因子为“山、水、田、庄、城”。山以九龙山为主，以卧虎山、凰山以及亭山、马鞍山、凤山为东西两侧相辅，南边以朱雀山为呼应；区域内部散布的村庄也是一大特点，是当地文化的重要构成因子，与村庄紧密相连的农田是村庄赖以存在的基础，由山水田庄共同构成九龙山的自然生态骨架，“城”为景观节点。曲阜、邹城两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则为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基本依托。
其三，自然景观秀美
中华文化标志城位于山地和平原过渡区。北枕泰山，南望微山湖，东临沂蒙山，西接华北大平原。规划核心区——九龙山位于黄淮海平原与鲁中南山地的交接地带，向东为泰沂山脉，群山连绵起伏直至沂蒙山区，向西为一望无际的大平原，直至京杭大运河和微山湖畔，具有平原和山地相结合的自然景观特征。九龙山东有卧虎山和凰山，西有亭山、马鞍山和凤凰山，南有朱雀山，北有桃花山，各山之间为平畴良田。九龙山及周围各山植被生长良好，裸露岩石较少，有成片的树林和果园，登高望远，一派郁郁葱葱的景色。在亭山与马鞍山之间，是著名的孟母林。东20公里为孔子出生地尼山，这里已被辟为国家级森林公园。九龙山之南6公里为孟子湖，湖面宽阔，湖水清澈。孟子湖南为护驾山和唐王湖。西南约40公里为江北第一大湖－微山湖，湖水沿白马河可直抵九龙山脚下。微山湖风光秀丽，芦荡交错，荷花10余万亩。九龙山之西2公里就是新形成的湿地水面。在向西30公里是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
其四，文化底蕴深厚
规划区具有悠久的文化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人文资源和浓厚的中华民族文化氛围作为支撑。孔孟故里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的发祥地、儒家文化发源地和国际儒家文化圈的中心，在世界文化圈和全球华人情感世界具有崇高地位，是可与麦加、耶路撒冷、罗马并列的文化圣城，孔孟之地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圣地。
其五，自然资源丰富
区内具有丰富的地表和地下水资源，储量大，水质好，无污染，补给充分。大型水系有南四湖，京杭大运河。九龙山核心区域内河流属淮河水系微山湖流域，周围有泗河、沂河和白马河。地表水有三大供水地：九龙山之东的尼山水库；九龙山之南的孟子湖；九龙山西南的微山湖（总蓄水量为30亿立方米），均可便利流向九龙山区。三处供水地不仅蓄水量大，而且水质达到国标Ⅱ类以上，满足生活及工农业各类用水的水质要求。350-400m深度有天然饮用矿泉水存在，类型为偏硅酸、锶型，有广阔的开发前景。区内土地资源丰富，除荒山荒地等未利用土地外,大部分(平原区)已划入一般耕地，没有列入基本农田保护区，客观为“中华文化标志城”核心区的建设提供有利条件。同时，区内地热资源储量大，可供开发利用。
其六，工程地质稳定
九龙山区属鲁中南中低山丘陵碳酸盐岩分布工程地质区，地下岩层发育较全，上部主要为石灰岩，下部主要为花岗岩，岩层厚度平均为140米，地质构造稳定，无较大断层存在。区内地壳稳定，岩土体结构好，工程地质条件稳定，适宜建设各类地表或地下构筑物。周围大型水库边坡稳定，防洪排涝设施齐全，不存在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隐患。
总体而言，该区与景观格局气势宏伟，山水优美，汇集湖泊、平原、丘陵于一体，文化内涵丰富，多元包容，自然资源质量较高。同时敏感因子和敏感问题也较多，是一个优良的场址，也是一个需要精雕细琢的文化、自然、生态和谐的建设场所。
■ 关于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的生态压力分析
但作为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拟建区域，尚存在一定需要加以改善和提升之处。
其一，煤炭资源丰富，沉降塌陷面广
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社会发展的需求与生态环境质量的矛盾，地面沉降与塌陷区的潜在威胁与建设用地的需求矛盾是文化城建设的重要影响因子。济宁市煤炭资源主要分布在冲积平原和南四湖区，人均土地资源少，耕地面积比例大、村庄密集、企业众多，交通纵横，是济宁市经济最发达区域。塌陷地的分布由目前的曲阜西部、邹城西部、兖州西南部及微山湖东岸逐渐向济宁周边、金乡、嘉祥、鱼台、汶上等县区全面延伸和扩展。
区域内除南四湖水面外都是济宁市的主要粮、棉、油产区，海拔偏低，高度在30-50米之间，煤炭开采后将形成以津浦铁路以西、南四湖两侧大面积的土地塌陷积水区。该区采煤塌陷后，不仅对地面建筑物、构筑物造成严重破坏，而且对济宁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影响。耕地面积分布不均，优质、高效农田集中在采煤塌陷区内，严重制约着农业生产的长期稳定发展。
其二，河流穿山越省，微观调控力乏
运河、黄河、横贯南北东西，在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方面，济宁和山东有心无力，需要由国家层面统一筹划、宏观调控。
其三，资源利用不均，弹性空间偏小
济宁市土地利用率已达很高程度，后备土地资源极其贫乏，需国家层面宏观政策支撑。耕地面积分布不均，数量日益减少，优质、高效农田集中在采煤塌陷区内，严重制约着农业生产的长期稳定发展和该项目的建设。
规划范围内水域的开发利用不够，大面积坑塘闲置、滩涂荒芜，造成了水生资源、牧草资源的大量浪费：导致水产养殖利用率低；水生植物利用不够，滩涂地的开发利用不高。
其四，重大事件压力，区域生态响应
南水北调对地区水生态包括地上地下水环境的影响如水位的上升，地势低洼地的消失。南水北调实施后，南四湖及京杭运河长期处于高水位状态，沿线周边地区水位会提高，可能造成沿湖渗透及土壤盐碱化：同时，由于南四湖水位抬高，会使湖区内农田、湖田淹没，一些浅水型植物及水产养殖将受影响。
其五，曲阜邹城既定，布局轴线局限
由于曲阜邹城两文化名城基址已经成型，中华文化标志城的规划极易受轴线布局思维定势限制，从而对核心区九龙山造成较大生态压力。
其六，核心径流易失，水系蓄调限制
九龙山核心区的丘陵与平原交接的地形地势特征决定了其地表径流速度较快，极易流失，导致该区水资源难以满足文化城的功能需要，因此必须调整区域水系规划。
3.2.3 规划区生态敏感性分析
环境敏感区系指对于人类生产生活活动具有特殊敏感性或具有潜在自然灾害影响，极易受到人为的不当开发活动之影响而产生环境负面效应的地区。环境敏感区的保护和适度利用决定了区域生态环境质量高低，是区域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及进行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的关键地区，一旦受到人为破坏将很难有效恢复。因此，环境敏感区的界定与区划，是维持区域生态系统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有效利用土地资源的重要工作。
基于规划区域的生态基础分析和资源特征与功能的差异比较，可将规划区的环境敏感区分为五种类型，即：自然生态敏感区、资源生态敏感区、人居生态敏感区和人文生态敏感区（图3-6）。
自然生态敏感区：
是指因其特殊的生态价值而不适合建设开发而需要重点保护的区域，如野生或特殊稀有动植物栖息地、重要生态系统如沼泽、滩涂湿地等，又称为自然生态敏感区。它们具有抗干扰阈值低、生态因子相对脆弱的特点。研究区域内生态敏感区类型包括以九龙山为核心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敏感区和水系生态敏感区。前者是重要生物栖息场所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域，后者为重要的结构性水系生态廊道，对维护区域的生态安全具有重要作用。
资源生态敏感区：
主要指重要矿产资源敏感区、特定农业区、重要自然能源所在地、水资源（包括地表水及地下水）保护区等，具有水源涵养、新鲜空气补充、土壤维护、野生动物繁殖等重要功能的区域。
图2-4 中华文化标志城区域的生态敏感性分析
人居生态敏感区：
在规划区域分布着大量的城镇人居区域，容易受到环境污染，必须作为人居生态敏感区加以保护。
人文生态敏感区：
在规划区域还存在着一个特殊的区域，即人文生态敏感区。必须根据其人文生态保护的要求，在其环境容受量容许范围内，控制其开发强度。
环境敏感地区的划分，并非藉此来完全禁止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而是依据其敏感度的高低，在其环境容受量所容许范围内，确定其开发限制条件，以规范开发行为。因此在经营管理上，其策略和手段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保育，另一类是保护。保育强调环境或资源质量尚有剩余容量空间，在不使其产生负面冲击的条件下，可适度地进行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而不一定实行强制性的禁止措施；而当环境资源质量已濒临环境容量阈值，则需采取严格的保护措施，禁制敏感区内的开发行为。
根据生态资源的敏感程度将其分为四级，一级生态敏感区包括塌陷区、洼地、基本农田等；二级生态敏感区包括山系、水系；三级生态敏感区包括城市绿地系统；四级生态敏感区包括居住区等。
3.3 九龙山核心区土地利用生态适宜性评价
生态适宜度评价是对规划区内土地资源所富集的生态因子进行分析评价，了解自然资源的生态潜力和对区域发展可能产生的制约因素，侧重分析自然生态过程（如土地承载力、水平衡、景观空间格局等与区域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生态潜力（单位土地面积上达到第一性生产力的水平）、自然生态格局（空间研究范围内交错的天然河道、山脉、残存的自然镶嵌体、廊道等）、自然生态敏感分析（不同自然系统对人类干扰的反应程度等）等，以此为依据寻求自然资源保护与空间合理拓展相协调的规划途径。它具体通过土地利用综合生态适宜度评价来提出发展对策。
生态适宜度评价与用地评定相结合，运用生态分析的方法，获得符合生态建设原则的生态安全格局来指导区域各项用地的空间结构布局。评价因子的确定也侧重于区域内部用地布局形态影响因素方面，基于九龙山核心区生态要素的分析，选取区域土地利用开发的限制性资源环境因子，主要从地形地貌、土地利用、自然资源生态保育、生态文化保护以及区域干线生态控制等方面选取因子构建评价要素集，并针对建设用地与评价因子的影响关系确定评价等级指标，最终得到生态适宜度评价分析图，从中确定禁止建设区、限制建设区、适宜建设区等不同类型分区，并确定城区发展模式、空间结构布局及各类用地开发次序，提出调整现状用地结构的建议和科学依据，使用地布局趋于合理。
图 3-7 生态的敏感度分析
3.3.1 九龙山核心区域生态要素分析
九龙山核心区域，北至日东高速公路，南至朱雀山，西至104国道，东至京福高速公路，总用地100平方公里。现状建设用地主要由小雪镇驻地、40个村庄以及九龙山汉墓群、孟子故里、孟母林、荒王陵4处文物保护用地，总计5.95平方公里。核心区现状7万人。
中心城区地形地貌分析
九龙山主脉呈南北走向，主峰海拔标高215.4米，南北长5公里，东西宽0.4公里，龙头在南，龙尾在北，山体呈弯曲状，如蛟龙平卧阔野，威严而壮观。九龙山东侧有卧虎山和凰山，海拔标高均不过200米；西侧有龟山（亭山）、马鞍山和凤山，三山海拔标高均有百米左右；九龙山之南有朱雀山，突兀独立，与九龙山呈南北呼应之势；九龙山之北有桃花山，因桃花漫山遍野而得名。九龙山与各山之间的空间架隔为平畴良田，景色壮美。
规划高程坡度分析
基于区域1：1000电子地形图，提取高程点信息，在GIS平台下生成区数字高程模型（DEM），运用空间分析模块进行高程分析，结果表明：九龙山区地形总 体地势自东南向西北倾斜，最高海拔215m,最低海拔50m，平均海拔78m，最高坡度近90度，平均坡度为3度，除区域内主要山体以外，其余均为平原，满足工程建设的要求。
九龙山的自然地形、地貌格局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典型的龙脉架构。是一种理想居住的环境模式，包含了山与水的关系，反映了传统的山水观。
图 3-9 九龙山核心区坡度高程分析
图 3-10 九龙山核心区地形地貌三维模型
图 3-11 九龙山生态结构模拟
核心区土地利用分析
九龙山核心区主要自然生态构成因子为“山、水、田、庄”，“山”以九龙山为核心的山系；“庄”是指区域内部散布的村庄，表征了当地文化因子；“田”是区域内的大量农田，是村庄赖以存在的基础。基于核心区范围的土地利用现状图分析，其特点主要表现在：
■ 土地权属清楚，多为山丘薄地，村庄稀少，补偿不高。
■ 土地利用的景观格局，表现为“农田基质，山庄镶嵌，水系相间”。
■ 区内地势相对较高，环境地质条件自然、原始，无工业“三废”污染，无隐患地质灾害存在，开发条件良好。
核心区生态保育及措施
第一，自然山体植被的保育与恢复
九龙山核心区的生态保育关键在于自然山体植被的保育与恢复。九龙山区山体总面积9040亩，其中曲阜新区5411亩、邹城市3629亩。九龙山系现有林地面积3559亩，占总面积的39.4%，其中曲阜新区1658亩，邹城市1901亩。在3559亩有林地中，除荒王陵等少数山头绿化标准尚可外，其他山头1801亩林地绿化标准不高，林木稀疏，林木平均密度为合理密度的61%。此外，由于过去开山取石等原因，造成九龙山区悬崖遍布，祼岩林立，山体千疮百孔。悬崖垂直高度大多在10-40米之间，表面积53.7万平方米，其中曲阜新区32.5万平方米，邹城市21.2万平方米。
山体植被的保育与恢复应重点实施封山育林工作，明确边界，设置封山标牌和界桩，采取严格的封禁措施，严守死封，严禁一切开采、放牧、狩猎、割草、砍柴、采集等活动。同时要加强护林防火设施建设，配备防火了望设施，沿山脊规划设置防火道。封山护林要明确责任，落实林权，防护林建立专业管护队伍，经济林、用材林实行拍卖和承包。此外，加强山区悬崖造林绿化力度，依据因地制宜、综合治理的原则，宜乔则乔、宜灌则灌、宜藤则藤、宜草则草，乔灌藤草立体种植，多种形式齐头并举。
第二，水资源的保护和水系形态的梳理
九龙山区具有丰富的地表和地下水资源，且人类生产活动尚未对水文地质环境造成破坏。九龙山地下水储量异常丰富，总储量达17亿立方米，相当于半个微山湖的蓄水量。该区没有明显和潜在污染源，地下水处于原始存量状态。区内河流均属淮河水系南四湖流域。主要有沂河、白马河及其支流等。各河流对本区防洪排涝、农业灌溉等有重大作用。
九龙山区地势较高，汇水面积小，水源基本依靠大气降水，仅在九龙山区下游修建部分拦水、蓄水工程恐难以保证和满足标志城的用水需求。对此，建议对该地区科学规划、综合治理，通过引水补源、跨流域调水及水系调整等措施形成九龙山水源自给为主、周边泗河、白马河两大水系及南四湖引水补源为辅的格局，改善和优化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和发展的水环境。
此外，现状的地表水资源分布较为破碎，没有形成清晰的水系脉络。建议在该区的景观生态规划中，调和区域“山水”的关系，因势利导，梳理水系形态。
核心区生态文化保护
九龙山东邻孔子出生地，西邻孟子出生地，北邻黄帝纪念地，自然地理环境良好，地质地貌景观优美，山区及周边地区历史文化悠久，文化底蕴丰厚，文物古迹众多，主要有西汉摩崖墓群、后梁和唐代摩崖造像、明代鲁荒王墓、孟子故里、孟母林等，应进一步加强文化生态保护措施。
西汉摩崖墓群：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山区北端九龙山龙尾部，东西排列，共有五座。
摩崖造像：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九龙山中部共六龛，第一龛为后梁天保十五年（576年）刻，其他五龛为唐代所刻。
明鲁王朱檀墓：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九龙山南麓，是典型的明代亲王陵园。
孟母林：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九龙山中部西侧，傍山而建，是孟子父母及部分孟氏族人的墓地，占地578亩。
孟子故里：省级历史文化名村。位于九龙山中部西侧的凫村，村内有孟子故居、孟母井、孟子洗砚池等遗迹。
3.3.2 九龙山核心区人为干扰分析
从人为干扰的角度，分析不同类型的人为干扰活动和实体对自然生态系统已经产生的影响以及人为建设开发活动，分析其对自然本底的潜在影响。要包括三个方面：现状居民点、道路以及主要建设活动三个方面：
现状居民点
规划区范围内现状居民点为典型的自然村落，其空间分布成斑块状镶嵌在整个农田景观基质中。居民点因缺乏污水处理系统和污水输排系统，区内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污水随意排放，导致水体污染和土壤污染。
道路干线
核心区范围内主要对外交通道路由104国道，京福高速和日东高速等组成。同时，注意处理以下几个环节：
图3-12 道路格局
其一，道路生态阻隔影响
对外交通干线规将核心区与外界隔离，人为阻断了物种基因的交换。建议考虑生物廊道的建设，在跨河桥梁路段注重桥下绿地建设，通过河流绿地的廊道作用，保持物种基因自由交换。
其二，道路带来的空气污染和交通噪声影响
处于主要干道周边的局部区域，易受道路交通带来的环境影响。不同等级道路的交通产生的废气、噪声可能仍将影响区域的环境质量。因此对于道路两侧，应考虑不同宽度和类型的绿色缓冲带。根据不同的开发性质、用地和规模会对周边环境产生不同性质和程度的干扰。
项目建设：项目建设期和后续管理期应针对以下问题采取措施
第一，注重项目施工期过程中产生的建筑施工垃圾、废弃的土石方，污水等对景区的自然植被、土壤、地表水系和景区自然景观造成的影响，。
第二，注重运营期间的生活污水对景区地表水和重要水系产生的污染，生活垃圾所产生的固体废物污染和土壤污染影响。
第三，注重过度开发和超过旅游环境容量的游客行为导致区域生态系统不稳定和不平衡的影响。
3.3.3 龙山核心区域景观生态格局和生态控引
核心区景观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可概括为“一核两轴、四廊多点”。
图3-13 九龙山景观生态格局
一核：九龙山；
两轴：东西山脉轴；南北山脉轴；
四廊：泗河、白马河等4条水系生态廊道；
多点：由凤凰山、卧虎山、朱山等山体以及局部水面组成的生态控制节点。
3.4 九龙山核心区规划方案的空间场景模拟
前述规划方案的空间场景模拟效果：
图3-14 空间场景模拟效果
3.5 规划区域综合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
3.5.1 总体目标——资源生态 文化生态 交通生态 城市生态综合协调
“生态和谐、天人合一、布局合理、功能完善、景观优美、环境良好、文化多元、持续发展”。即交通立体纵横，景观多元积聚，文化凝练认同，发展速度适中。具体表现：塌陷区域湿地景观化，河流湖泊网络化，水源防护保育化，山水斑块镶嵌化，农业景观田园化。
以生态学原理为指导，依托九龙山区域的自然景观和历史人文资源特色，遵循济宁市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实现该地区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优化组合，将其建设成为一个功能布局合理、基础设施完善、资源高效利用、历史人文彰显、生态环境良好的标志性城区，并努力实现其“纪念、德化、生态、景观和旅游”等复合功能，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3.5.2 基本原则
生态优先——注重城市规划建设与生态的有机融合，本案必须以生态效益为核心，规划控制体现出生态优先的理念，注重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文景结合——充分发挥原有的自然景观资源优势，将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高度结合，创造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环境，体现区域历史人文和原生态特点；
功能完善——确保区域发展需要、并兼顾生态、景观和旅游等复合功能需求；
自然为重——根据九龙山区域的气候和地理特点，进行生态系统修复和保育，建立具有生物多样性的乡土生境系统；
整体协调——“曲阜－九龙山主建区－邹城”整体协调，共同发展。
3.5.3 规划区域生态格局
分析规划区域各种因子在整个系统中的生态位，辩识规划区域的战略点、生态源、流、汇，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以维护规划区域的生态安全，建设和谐文化城。
关于区域景观要素构成
根据现状用地、资源环境的分析评价，九龙山南部坡度在5％以下的用地约9平方公里，九龙山周边有历史古迹、村庄、河道、水系、林地、山体散布。山体由朱山、凰山、凤山、卧虎山、尖山、桃花山山群形成典型的传统山水观；水系由泉、河、塘组成，白马河、大沂河，均通微山湖与京杭大运河；九龙山东西各有一林，东为孟林，西为孟母林，与山体共同构成核心区的开敞空间。
关于区域景观格局构成
以曲阜与邹城两个文化底蕴丰厚的成熟建设区为生态文化源，以中华文化标志城为生态汇，将三城紧密有机相连，以两城之间的生态绿地、采煤塌陷区生态湿地为控制城市无序蔓延的生态缓冲带，以泰山、沂蒙山山脉、九龙山山系为山脉战略控制点、以南四湖、京杭大运河、黄河、白马河、沂河等为河流水系战略控制点，架构区域生态安全格局。
3.5.4 规划保障措施
中华文化标志城是一个系统工程，规划设计既要充分应用现代技术手段，打造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先进文化，又要正确处理好与曲阜、邹城两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及现有文化资源的关系，与原有文物古迹相协调，做好老城及文物的保护、维护工作，有利于发挥和加强原有资源的功能和作用，避免脱离原有基础，孤立地建设。具体措施为：
■ 梯级、圈层调控
梯级：国家+区域+市域战略调控 规划：核心区+缓冲区+控制区 三圈层
■ 生产生态生活调控
从生产、生态和生活质量三方面的协调度进行调控，重要次序由高到低为生态生活生产：控制开采等损坏性企业的准入，强化生态保障，转变生活消费方式。
■ 主因子调控
辨识生态关键因子进行调控如塌陷区+水+山+田+居+道等因子。
■ 重大事件调控
对南水北调等重大工程进行远景考虑战略考虑。消化不利影响，强化有利转化，利用重大事件影响进行景观节点的建设等。
图3-15 区域景观要素构成
图 3-16 区域景观生态安全格局
■ 规划调控
以两城一山的文化资源格局为基础，三位一体规划，宜采用对位或错位布局。由于受曲阜、邹城、九龙山相对位置的影响以及中华文化的界定，很容易陷入穿越九龙山的轴线布局，造成对九龙山的巨大环境压力，建议以九龙山为轴心进行轴线对位或者错位布局，减轻环境压力，保证九龙山这一文化城的生态核，从而保证整个文化城的生态建设目标的实现。
3.6 需要同步开展的专项深入研究的问题
研究原有文化资源分布，探索文化资源在文化城中的地位与作用，分析其利用价值；
分析依托城市的区位、基础设施等与文化城的关系；
进行采煤塌陷区的生态恢复技术研究,制定采煤塌陷区的生态建设方案,结合济宁市生态保护与景观规划进行;
进行各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与建设后评价;
对规划方案进行生态环境影响与规划适宜性评价;
对拟建区域进行生态规划研究；
对道路交通的设计以及声环境进行评价与生态降噪设计；
对重要水系南四湖、白马河、黄河、京杭大运河等进行重点生态保护与控制；
对以九龙山为核心的山系进行生态保护与开发的生态规划专项研究。
近期重点开展项目
■ 加强九龙山区绿化建设，重点搞好山体植被恢复。
■ 九龙山区的自然景观的保护应提高到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并采取切实措施恢复和补救因采石对山坡植被所造成的破坏。停止挖土采石，保护山体及生态环境；在三城之间建设绿化生态隔离区。
■ 加强软环境建设：在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的过程中，软件与硬件同样重要，应更要注重济宁市及周边地区的软件建设，包括文化氛围、人文内涵、民风民俗等。济宁市要在软环境中形成有关“德育教化”的民俗民风，重视礼仪之邦的风采和魅力，吸引和影响来访者。这是文化纽带作用的最重要的体现。在整体规划中软环境的改善工作应与建设规划论证工作同时开展。
第四部分 规划引导
4.1 区域分析
中华文化标志城涵盖曲阜、邹城两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并广泛涉及济宁都市圈各个层面，其规划建设将在国内外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应通过区域整合、多方协作，共同打造一个具有文化凝聚力、亲和力、感召力的文化平台和载体，以继承、弘扬、创新中国文化。从空间规划思维出发，还可引出如下见解：
4.1.1 扩大国际影响
孔子作为儒家文化的领军人物，为缔造世界文化的“四圣”之一，是世界上公认的教育家、思想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因此儒家文化具有强大的国际影响力与感召力，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将得到国内华人的广泛支持，并将有利推进标志城所在区域的国际化进程。
图4-1 儒家文化在全球的影响范围
4.1.2 强化文化枢纽
由西安经洛阳、开封至曲阜的中国东西文化轴线，由北京经曲阜至杭州的南北文化轴线，作为我国两条最重要的文化轴线，在“中华文化标志城”交汇，使中华文化标志城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枢纽。山东素有“孔孟之乡、礼仪之邦”之称，
“孔子在这里诞生，泰山在这里崛起，黄河从这里入海”三大中国文化标志代表着山东无与伦比的文化优势环境。因此应紧密结合山东文化大省的建设，积极推动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进程。
图4-2 标志城在全国文化体系中的位置
4.1.3 拓展区域平台
打破省际行政束缚，扩展区域发展平台。共同打造中华文化标志城所在区域的文化高地，实现区域大型基础设施的共建与共享。
从历史发展脉络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把中国古代文化推向一个新的高峰，特别是汉高祖刘邦开祭孔之先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该区域成为中华文化圈乃至东亚文化圈万众景仰的文化圣地和文化中心。由此可见儒家文化与两汉文化的联系、济宁徐州两地的共同发展源远流长，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徐州为九州之一，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汉高祖刘邦故里、西楚霸王项羽国都，两汉文化沉积深厚，京沪铁路、陇海铁路在此交汇处，为国家铁路交通枢纽，拥有4D级国际机场；而位于京九铁路、陇海铁路交汇处的商丘，为国家铁路交通枢纽、三商之源，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因此中华文化标志城的规划建设应站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打破山东与江苏、河南的省际行政束缚，使济宁与近在咫尺的两汉文化城市徐州、三商之源城市商丘走向跨省联合，共同扩展区域发展平台，携手打造中华文化标志城所在区域的文化高地，共建与共享区域大型基础设施，如铁路、机场、高速公路、国道、京杭大运河、水资源保护与开发等。
图4-3 标志城在山东省的位置
规划在对济宁都市圈规划、济宁－曲阜都市区规划、济宁城区总体布局规划、曲阜市总体规划、邹城市总体规划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应通过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进一步强化“强核、扬优、外联、内协、可持续”的济宁都市区发展基本战略，发展一核（济宁）两心（菏泽、枣庄），壮大优势集群，外引内联，打造都市圈，发展鲁西南，以促进济宁都市圈的快速形成与发展，成为具有承东联西和融南汇北作用的重要发展区域之一，确立山东半岛城市群与中原城市群间联系的纽带作用，积极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实现组织管理一体化、基础设施一体化、生态环境建设一体化、经济活动一体化。
4.1.4 实施圈层支撑
规划在依托曲阜、邹城进行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的基础上，依次形成三个圈层区。
第一圈层
由曲阜、邹城、济宁市相关区域构成，是中华文化标志城的腹地支撑区。在该区可形成若干互补结构：运河文化遗产廊道、文化群落与曲阜、邹城恰成互补之势；运河、黄河、微山湖与平原、山区恰成互补之势；城市、乡村、田野恰成互补优势；儒家、佛家、道家、伊斯兰教、天主教多元文化和睦共存，恰成互补之势。
第二圈层
由嘉祥、汶上、泰安、泗水、滕州五个城市构成，形成五星联抱之势。这五个城市不仅地域与中华文化标志城相近，而且文化各有优势，有利于加强文化标志城的整体文化凝聚优势。泰安有泰山和岱庙，自古具有巨大文化影响力；汶上有佛教圣物；嘉祥为曾子故里；泗水有名胜泉林；滕州为墨子故里。
第三圈层
由徐州、临沂、济南、聊城、菏泽、商丘、淮安、安阳等构成，是典型的黄河中下游文化区，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以此为中心区，南北方向沿大运河形成一条从北京到杭州的文化走廊，东西可形成一条从曲阜到西安的文化走廊，在全国构成一个大的文化纽带网络，借重该区域长期累聚的优秀文化资源，中华民族新的精神纽带格局将由此形成，并由此共同形成建设文化枢纽的整体优势。
4.1.5 完善基础设施
中华文化标志城区域煤电资源丰厚，是全国重要能源基地，拥有全国最大的火力发电厂。区域地下水和地表水量较大，南水北调线由此通过，是山东省淡水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同时，曲阜机场、京沪高铁等大型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将使中华文化标志城的交通环境日益完善，形成水陆空相结合的立体交通体系，为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与发展提供更大的优势条件。
4.2 空间规划的理论研究
在对国内外相关案例如麦加、雅典卫城、克里姆林宫、佛教圣地五台山、布达拉宫、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古都西安、古都北京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并通过对中国城市建设经验进行分析，我们总结出若干空间形态特征，从城市规划理念和设计方法上获得借鉴意义。
麦加
雅典卫城
克里姆林宫
布达拉宫
4.2.1 中国古代城市特点
奴隶社会时期的城市型制
纵观中国的传统建筑与城市，古代都城大都较为方正，城市中心在南北方向上多存在城市轴线，追求中轴对称。
中国古代素有很强的方位思想，而且方位是与权力和尊卑联系在一起的。“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吕氏春秋）。“择中”原则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早已存在，中国古代城市大量地出现南北方向中轴线，与“居中”、“居北”和“面南”的意识是有关联的。另一方面，在中国古代风水理论中，“负阴抱阳、背山面水”是住宅、村镇、城市选址的基本原则。这样的空间已在宏观上产生出对称的空间形态，心理轴线已经形成。
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历史作为中国古代的城建指南，周礼《考工记》不仅总结了我国近千年奴隶社会营建都邑的经验，而且为建立中国独特的城市规划体系奠定了基础。奴隶社会的城主要取决于政治因素，故城的规划概念也重在“为君”。在此概念指引下，产生以人体各部位的主从关系来比喻大小都邑配置关系的“体性论”都邑建设体制。在规划制度方面，则出现了以宫为主体的“前朝后市”、 “左祖右社”之制，以及强调维护“君”的统治权威之种种尊卑有序的礼制规划制度。
《考工记·匠人》所载的王城规划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1）城为重城环套形制，据井田规划概念，将全城划分为面积相等之九分，按方位主次，分别布置不同性质的分区。
（2）宫城是全城规划结构的重心，故位于城中央。以宫城之南北中轴线，作为全盘规划结构的主轴线，此轴线南起王城之正南门，经外朝，穿宫城，过市，直达王城正北门。
（3）宫城前方为外朝，后面为市，宗庙、社稷则据主轴线对称设置在外朝之左右两侧，宫城与由外朝、祖、社所构成之宫前区，结合而为王城的宫廷区，此区是全城的中心区，也是规 划结构的主体。
（4）全城道路网及其他各区均环绕宫廷区，沿主轴线对称罗列，以突出宫廷区的核心地位和主轴线之主导作用。内道路采用经纬涂制，按一道三涂之制，由九经九纬构成南北及东西各三条主干道，环城还置有“环涂”，结合而为纵横交错的棋盘式道路网。城外置有“野涂”与城内道路网相衔接。
（5）宫城是按前朝后寝之制规划的，路门外为朝，内为寝。
（6）皇城内部的宫殿轴线延伸至宫城以外，并与城市道路轴线重合，使宫城的中轴线成为都城中轴线；宫殿、庙社、宫署、市场等重要建筑在中轴线上有序排列。
图 4-8 秦咸阳
封建社会的城市型制
进入封建社会，人们视城市若容器，主要是容纳直接创造财富的“民”，这与春秋战国时代流行的，从经济角度重视民的舆论倾向，如《管子》、《孟子》等的说法，是分不开的。因而提出“城以盛民”(《说文》)的新观念，并由此产生“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吴越春秋》)的城郭分工新规划概念，藉以体现城市性质的转化，明确城市已兼具政治经济双重职能。由于规划概念的转变，新的城市规划理论也纷纷出台，尤以《管子》的理论论述更为系统，就城址选择、城市形制与布局、道路规划以及闾里规划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革新主张，主要表现为扩大城市规模，除保留城继续供政治活动外，扩建广阔的外郭，作为经济活动场所。改造依附于“宫”的“后市”，发展成为城市独立的集中商业区作为外郭主体，以供城市各阶层之需。改革官府手工业区的同时，增辟民间手工作坊区，扩大工商业者的间里。调整城市土地使用规划，压缩城内宫室用地，增加工商业及居住用地，为积极繁荣城市经济创造条件。城市的规划格局也不为旧制所约束，主张“城廓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管子》)。以往强调的礼制规划秩序，也渐为遵循经济发展规律要求、适当兼顾礼制的新规划秩序所替代。秦咸阳、汉长安为代表的都城设计反映出一种异于传统的革新与探索。自东汉以来，进一步确立了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的统治地位，而集中反映儒家思想的《考工记》几乎成为此后历代营都的通则，并在历代发展中更新变化。
（1）充分发挥近水筑城的传统经验，切实做到确保城市水源，合理利用地形，务使“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管子》)，提高城市防护能力，以保城市安全，并充分利用航运之便，发展城市经济。
（2）城址所在地区要有较好的农业基础，以确保城市居民的生活供应；要选在水陆交通干线上，特别是交通要冲处，而且所在地区应有较丰富的资源，以利繁荣城市工商经济。
（3）城市经济职能要求、城市人口及城市周围农村生产规模，是决定城市规模的重要依据，三者必须保持适度平衡，城市尚应考虑预留发展余地，以便随形势演变，及时适当扩展城市规模，以适应需求。
（4）城市形制应视地形和实际要求而定，不为旧的井田规划传统概念所制约，故不强求规整。第一，不拘于“营城居中”，而以其他方式强调宫的主体地位，相应城市轴线不一定是宫城轴线，也不一定居于都城几何中心，轴线可以由道路构成；第二，以“大”、”多”为贵，所以在城市设计中往往强调轴线的无限延伸，轴线处理往往以道路为主体，以远处高山为端点，强调“心理轴线”。
（5）城廓应有分工，一般以城作为政治活动中心区，廓作为经济活动中心区，并兼为城的外围防护，城廓配置方式一般可分为环套、半环套及并列等形制。
（6）按照各功能分区性质及相互关系，合理利用地形，布置各种功能分区，不为旧的礼制规划秩序所约束。
（7）一般城市都是由政治活动中心区和经济活动中心区两大综合分区所构成。首都城市以宫廷区为主，结合宗庙、社稷、官署、府库、官府手工作坊乃至权贵府第等功能分区，组成政治活动中心区；以市为主，联系民营手工作坊、居民间里等功能分区，组成经济活动中心区。郡县城的政治活动中心区，则系以郡县官署区为主体而组合的。
（8）居住分区采取分阶级、按职业组织聚居，但以职业为主。居住区的分布基本上仍保持“仕者近宫，工商近市”的格局。
（9）城市道路一般均采用经纬涂制的布局形式。具体布置应视城市分区布局的交通功能要求，结合地形，作出合理安排。道路数量、道路分级以及城市各部分的道路分布密度，均视实际交通要求而定，不受旧礼制营建制度约束。
图4-9 北魏洛阳
图4-10 隋唐长安
中国古代城市的典型代表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可以概括为：历朝历代按着一个理想范本，不断探索能表现集权统治和宗族礼法的城市系统，最终达到美学上的高度一致与和谐性。中国古代都城的特点在北京体现得最为充分：
图4-11 北京紫禁城
图 4-12 北京传统城市布局
图 4-13 北京中轴线
（1）都城轴线成为全城结构的对称中轴线，贯穿城市南北，依靠等级制度，在中轴线上设置一系列宫殿、牌楼或城门等可穿过的建筑，强化轴线空间序列感；皇城是中轴线上最重要部分，布置很有规律，是封闭的“实轴线”。南部的延伸以开敞的“虚轴”处理，而北部的延伸以高点标志闭合处理，符合中国古代风水理论，也与北方气候特点暗合。
（2）将皇城宫城安置在中轴线上，使中轴线在其主要部分上成为建筑空间的轴线，这些建筑坐落在中轴线上且左右对称。
（3）分析北京在整个中国的形胜，以及北京在京、津、冀北平原的形胜为“负阴抱阳、背山面水”。明清北京城在更小尺度的空间上也常常人为地附会这一模式，如故宫－景山、颐和园的昆明湖——万寿山。在城市轴线设计的层次上，则是每一条轴线在北面都有一个端点(高点)。
4.2.2 中国近现代城市特点
中国近现代城市建设，因生产方式的巨变，大工业生产取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逐渐融入国际化发展进程，不断借鉴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建设经验，结合自身国情，形成以相对规整的布局为主体、灵活式组团式布局为辅的城市格局，典型代表为上海、深圳。
图4-14 上海
图 4-15 深圳
4.2.3 中国近现代城市理论
（1）周礼·考工纪--规整式布局、追求中轴对称
（2）管子--因天时、就地利
（3) 风水理论--背山面水、负阴抱阳
（4）道家--道法自然
（5）儒家--天人合一
（6）钱学森等相关学者--山水城市、生态城市理论
4.2.4 研究结果
（1）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建设应与地形有机结合，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尊重自然过程，积极开展山体生态修复，建立安全、稳定和健康的生态环境。
（2）优秀建筑荟萃，构成建筑群体，突出整体气势。
（3）充分尊重城市的地域特征，在建设中挖掘本土历史文脉，形成城市灵魂，并使历代所经营的城市空间及景观得以连贯，保存城市历史发展的轨迹，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应因地制宜，规整与自由有机结合，形成以规整式为主体的组团式布局。城市规划区核心区宜运用以“宫”为中心的重城环套形制，形成城中城布局，延续经纬涂制的方格网路网格局，将南北中轴线作为统率全城规划结构的主轴线，将标志城的主要功能性建筑有机联系。
（4）中华文化标志城功能上必须符合现代人文化朝圣、文化旅游、修学的要求，在使用过去已有手段基础上，结合先进的城市规划理论和科技成果，在全面处理当代城市问题的前提下，完善和创新城市系统，适合时代要求。
（5）长中轴线经典均衡布局易于塑造城市公共空间序列，重要标志性建筑在中轴线上具有鲜明的空间统率作用。标志城核心区建设应充分利用中轴线关系组织空间框架，联接各类城市核心功能，形成高聚集、高能量的功能集合体；在各个方向上与城市各区保持便捷联系，创造最具活力的城市公共活动场所。
（6）中华文化标志城应集中国城市建设经验的精华，与自然山水有机相融，成为体现天人合一境界的中国特色“和谐城市”，积极构建中央政府倡导的和谐社会。结合中国传统建城、造园经验，核心区宜采取城中城布局，中华历史长河、华夏文明之路区域宜采取园中园布局，以体现中华文化标志城的中国特色。
（7）中华文化标志城应高起点、高标准建设，成为未来的世界文化遗产。
（8）中华文化标志城应拥有大型绿色开敞空间，以利于国内外大型庆典活动的展开。
4.3 规划总则
4.3.1 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1990.4.1）
（2）《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及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实施细则》
（3）《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50220-95（1995.9.1）
（4）《济宁——曲阜都市区发展战略规划》；
（5）《济宁市总体规划(2004-2020)》；
（6）《曲阜市总体规划(2003-2020)》；
（7）《邹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
（8）《九龙山区文物资源概况》；
（9）《九龙山区地质环境调查及恢复治理初步规划》（2006）；
（10）山东省与济宁市经济社会发展报告；
（11）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项目论证报告。
4.3.2 指导思想
（1）“有关工程建设，应着眼长远，统筹规划，量力而行，精心实施。”
（2）政府支持引导,引进市场机制,争取社会各界及港澳台、海外华人参与。
（3）立足创新，专家设计，科学决策。
4.3.3 规划原则
■ 文化传承原则
宏扬国家优秀传统文化，延续文脉，塑造先进文化，展示中华精神，凝聚民族人心，奠定精神归属感，促进中华民族继往开来、不断奋进。通过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总结与归纳，挖掘中华特色，应用现代技术手段，打造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先进文化主题，突出科教兴国主题。
■ 生态安全原则
修复和维护地域生态，支撑城市生态安全，构建中华文化标志城发展的优良生态环境基础,引导城市可持续发展。标志城的建设应与九龙山及周边山系紧密结合，通过对山地空间的分析，合理确定建设用地范围与建设规模，创建良好的生态环境，融入济宁都市区大生态系统。
■ 区域整合原则
打破省际、市际行政界限带来的束缚,实现跨区域联合,扩展区域发展平台，整合与综合利用区域资源,统一规划建设，统一规划布局，优化功能结构，互补互利，共同打造中华文化标志城所在区域的文化高地，实现区域大型基础设施的共建与共享，积极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构建和谐城市。
■ 城乡融合原则
城市反哺农村，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突出乡村地域特色，妥善解决规划区的三农问题，加快规划区的城市化进程，促进城乡融合，积极推动该地区城乡一体化进程。充分利用现代科技，不断适应科学技术、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竞争能力的需要，缩小城乡差别，以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环境的和谐发展。
4.3.4 规划理念
文化枢纽、和谐之城
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应强化区域资源整合，突出国家文化枢纽地位，依托区域良好的自然环境，与时俱进，构建和谐城市，体现天人合一的城市建设境界。
4.3.5 功能构成
（1）文化展示
以中华文化标志城为载体，展示中华传统文化。
（2）先贤纪念
规划建造国家纪念堂（内设中华伟人堂）是纪念中国历史上各族各类伟人的场所，也是民众瞻仰伟人、缅怀祖先的场所。
（3）德化教育
针对我国长期以来缺乏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教育，党政领导、民主党派领导和无党派人士、公务员和各界精英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了解不够、理解不深的现状，应规定不同级别的领导干部、公务员必须在一定的年限内在中华文化标志城完成不同程度的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培训。同时，为各族各界人士、青、大中学生和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人了解和学习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提供场所和内容。
（4）文明中枢
中华文化标志城将在北京与上海之间形成新的文化枢纽，与现有的“三孔”、泰山等世界文化遗产和孟子故里等历史文物将形成一个新的历史文化旅游区，并与济南——济宁——开封——郑州——洛阳——西安历史文化轴连成一线，进而连接丝绸之路（正筹备跨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为世界级的人文旅游带。
（5）国际交流
设立孔子学院总部暨子学院中国文化体验中心，承担孔子院长及导师的培训和交流工作。颁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奖”。将孔子研究院扩建为国家级的国学研究院，国家设立“国学研究基金”，由全球一流专家组成学术委员会，确定研究项目，招聘国内外学者驻院研究。国家讲堂用于举办国家最高水平的学术报告，颁发国家级学术奖。文明对话中心是一个常设性的论坛，定期组织双边或多边的文明对话。
4.3.6 范围界定
中华文化标志城是指具有中华文化特质的标志性城市地区，包括曲阜、邹城两座代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圣地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分为以下四个层面进行规划范围界定：
（1）规划协调区
规划建设用地面积约300平方公里,东至曲阜东环路，西至曲阜西环路，北至曲阜北环路，南至邹城南环路。
（2）城市规划区
规划建设用地面积约110平方公里，东至京福高速，西至曲阜西环路，北至日东高速公路，南至朱雀山路。
（3）中心城区
规划建设用地面积约10平方公里，环城河边界为中心城区外环界限。
（4）核心城区
规划建设用地面积约1平方公里，东西南北边界为核心城区内环路。
4.3.7 发展规模
（1）用地规模：
规划建设用地面积及生态控制用地面积约300平方公里。
（2）人口规模：
2020年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人口约118万人，含曲阜市50万人、邹城市55万人、城市规划区人口13万人。
城市规划区人口测算：总计13万人，其中文化核心区常住人口11万人(含中心城区4万人常驻人口、延伸区1万人常驻人口、村庄保留人口6万人)，预留发展区常住人口2万人。由于中华文化标志城区域自然环境品质要求很高，除中心城区、世界华人家园、村庄建设强度较高外，其它区域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标准进行控制。中华文化标志城依托曲阜、邹城较好的旅游服务设施，将大量文化朝圣、文化旅游、传统文化培训人口分流至曲阜、邹城以及兖州、济宁，控制城市规划区的建设规模，突出自然山水环境的高品质。
4.4 功能布局
中华文化标志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凝聚工程，它的建设对中国的各个层面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为使中华文化得以全面充分的展示，以体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将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分为以下四个层面：
图4-16 用地使用规划图
4.4.1 第一层面：规划协调区（约300平方公里）
第一层面包含曲阜城区、邹城城区、城市规划区在内的整体区域，是中华文化标志城所在区域，规划建设用地面积约300平方公里，形成三位一体的城市整体空间结构。
曲阜、邹城原为两个各自独立的县级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两城相距20公里，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两座名城有联成一体的趋势，中间有一座九龙山相联接，结构和优势得天独厚，比较罕见。规划通过统一规划建设，整合两座历史文化名城的资源优势，在此基础上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可有效实现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功能目标。曲阜城区、邹城城区和城市规划区整合后，按照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标准，统一规划布局，功能互补强化，形成三位一体的城市结构，协同配合，资源共享，共同打造中华文化的平台和载体。通过资源整合，使曲阜、邹城形成相对独立而完整的城市结构，二者之间既有一定的生态隔离，又有机联系。应充分利用九龙山山地、塌陷地、城市规划用地、非基本农田用地，依托自身良好的生态环境，并适当限制建设规模，控制周边地区的过度发展，形成一个掩映在自然环境当中的组团聚合式城市空间。中华文化标志城以曲阜、邹城两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为基础，以济宁都市圈为依托，不论在文化资源共享、文化产业开发、交通联系、旅游线路组织、从业人员生活与培训等方面，均密不可分，共同发挥中华文化标志城的作用。
中华文化标志城是一个系统工程，规划设计既要充分应用现代科技手段打造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先进文化，又要正确处理好与曲阜、邹城两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及现有文化资源的关系，与原有文物古迹相协调，做好老城及文物的保护、维护工作，以利于发挥和加强原有资源的功能和作用，避免脱离原有基础，孤立建设。加强本地区现有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加快济宁京杭大运河沿岸的文化挖掘与开发，积极推进三孔扩遗项目、鲁故城复兴工程，充分发挥现有文化设施（如孔子研究院）的作用，制定具体项目的保护规划和保护措施。近期启动明故城复兴工程、建设孔子博物院和全球孔子学院文化交流中心，结合孔子文化节的举办进一步加强与港澳台地区的文化交流，扩大该区域的国际影响力。加强植被恢复和生态区建设，制定本控制区内九龙山山体修复行动和计划，加强规划区的水系梳理与沿岸环境的绿化美化。加强中华文化标志城周边区域的规划控制，禁止重污染企业立项，加强周边区域的环境整治与监测，确保该地区的生态安全，使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处于一个优美的生态环境之中。着眼长远，可进一步强化中华文化标志城的中国文化枢纽地位，国家采取必要政策措施，吸纳一些跨国际、跨区域的文化组织和单位将工作机构设在中华文化标志城内，使中华文化标志城更多发挥文化中心城市的职能作用，在北京和上海之间形成互补格局。城市规划区作为中华文化标志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设应依托现有的曲阜、邹城两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整体规划，功能互补，资源共享。
结合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发展特点，规划形成三位一体的城市结构，强化“一轴四区”的规划建设。（图4-17）
（1）一轴：中轴线由曲阜孔庙向南直达邹城孟庙，是中华文化标志城南北向的主轴线。
在以孔庙孟庙为主题形成的主轴线上，规划应控制为相对开阔的景观大道，在轴线上可以布局几个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广场，联系曲阜、邹城和中华文化标志城。
把九龙山与中华文化标志城的中心城区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南北向的局部轴线，在九龙山之南规划建设国家纪念馆建筑群，形成中华标志城的精神引领区和血缘纽带区。
图4－17 总体规划结构图
在孔庙西部、曲阜师范大学向南，规划一条西轴线，在该轴线南部规划建设世界华人家园、中华民族家园建筑群，与国家纪念馆建筑群东西呼应，构成左标志城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各建立一座大型仪门，成为中华文化标志城空间界定的重要标志物。
（2）四区：儒家文化体验区、中心城区、预留发展区、生活保障功能区
■ 儒家文化体验区
以曲阜城市完整保留的“三孔”遗迹、孔子研究院以及众多文物为基础，适当扩建。设立孔子学院总部暨子学院中国文化体验中心，承担孔子院长及导师的培训和交流工作；颁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奖”；将孔子研究院扩建为国家级的国学研究院，国家设立“国学研究基金”，由全球一流专家组成学术委员会，确定研究项目，招聘国内外学者驻院研究。
■ 中心城区
以孔孟大道以东的九龙山和中华文化标志城的中心城区为主，成为中华文化的精神引领区和血缘纽带区。国家纪念堂（内设中华伟人堂）是纪念中国历史上各族各类伟人的场所，也是民众瞻仰伟人、缅怀祖先的场所，国家纪念堂用于举行国家级纪念活动，如国家法定的年度纪念仪式，国家级伟人的纪念典礼或奉入典礼，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仪式等。
■ 预留发展区
以孔孟大道以西的生态涵养湿地区域为主，规划在此区域内，布局世界华人家园、民族风情园以及规划的一些后续项目，这些项目以生态自然的布局方式来组织空间和项目，充分利用采空区的塌陷湿地形成生态自然景观。
■ 生活保障功能区
以邹城市为城市功能依托，可以规划部分展示项目进入邹城市，主要城市功能为后勤保障功能，可以规划布局国宾馆等项目。
（3）功能协调
以自然生态为背景的新建文化区功能相对较为纯粹，主要是纽带、交流、展示、陶冶、德化功能，同时配合会议、集会、纪念、发布、餐饮、居住等辅助功能，其用地规模应适当控制，因此曲阜、邹城作为两座功能相对综合的城市，除进行文化展示外，应对新建文化区提供一部分配套功能，比如大型的餐饮、娱乐、商业、医疗、体育、环卫以及部分从业人员的生活配套等，以此达到整个区域功能的协调。
（4）交通联系
发挥区域良好的交通优势，通过对整个区域的交通进行梳理，结合邹城、曲阜城区道路网，形成“五横三纵”的主干道框架，主要南北联系通道有中轴线的孔孟生态景观大道（原104国道）、东侧的华夏大道、西侧的西环路，解决曲阜、城市规划区和邹城之间纵向交通联系。同时规划次干道，对主干道进行有效补充，形成完整的道路系统。 加大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宣传力度，以取得全体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关心、支持和参与。面向全球广泛征集建设项目创意方案，立意要高，内涵要深，定位要准，准确把握中华文化的脉络与走向，体现民族性与世界性，历史感与圣地感，庄重性与亲和力。
图4－18 济宁－曲阜都市区远景期城市空间布局规划图
远景期塌陷区整治逐步深入，微山湖水体将进一延伸至济宁都市圈生态绿心，中华文化标志城将形成一个优美的滨湖城市。（图4-18）
4.4.2 第二层面：城市规划区(约110平方公里)
第二层面是以九龙山为核心的区域，是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最重要组成部分，面积约110平方公里，由中轴线孔孟大道、文化核心区、预留发展区组成。
■ 中轴线孔孟大道
孔孟大道为中华文化标志城的中轴线，规划为生态景观大道，并可以在孔孟大道上布局若干景观节点，展示中华文化。
■ 文化核心区
孔孟大道东侧城市规划区建设用地及农田、生态控制用地约75平方公里，应结合区域生态环境，将中华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凝聚浓缩，集中体现，并结合新农村建设，妥善解决规划控制区的三农问题。依托现有的曲阜、邹城两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在文化资源共享、文化产业开发、交通联系、旅游线路组织、从业人员的生活与培训等方面，功能互补，共同发挥中华文化标志城的作用。（图4-19，图4-20）
中华文化标志城的规划区结合自然山水条件，形成负阴抱阳、阴阳互生的整体格局。
以鼎为概念，形成中心城区，以华夏文明之路为主线形成展示中华文明的延伸区，沿中华历史长河形成展示中华历史的延伸区，两条主线相互呼应，与中心城区方城形成有机整体。中华文化标志城的规划区以“一核、两带”的结构展开，一核为位于白马河路南北两侧，为中华文化标志城中心城区的主要建设用地。规划将白马河路调整为正东西向，并将中心城区规划为方城，以突出中国城市建设的特点，统领整个标志城；两带是以九龙山系为主的自然生态区，规划保留部分村庄，为改建成民俗风情村落提供可能，同时中华历史长河历史展示带与华夏文明之路文明展示带以自由式布局巧妙掩映于九龙山东西两侧的山谷之间，与自然环境相得益彰。
图4-19 文化核心区总平面图
图4-20 文化核心区规划结构分析图
沿九龙山东侧设置华夏文明之路，以中华物质文明为主要脉络，布局成为展示中华物质文明与科技创造的地带；通过这一区域布局，真实而诗化地再现美丽山水和精细雅致的人文景观，全方位诠释中华村落、民居、祠堂、牌坊、老桥、书院、绘画、医学、商帮、工艺等，揭示中华科技对人类发展的贡献。这些富有特定生命意味的物质符号和极具感染力的视觉形象，不仅呈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一斑，展现了古人的生活方式和伦理准则，同时还揭示了这些文化遗存背后蕴涵的内在精神，激荡着我们对这片古老而神奇土地的无限缅怀。华夏文明之路区域布局要求：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寓教于乐的强大平台。通过区域布局，为观众提供一个动手参与和探究式学习的环境，在这里，人们用眼观察，伸手体验，动脑思考；从中领略中华文化的魅力，感悟中华思想的深邃，回溯古代科技的神奇、体验中华智慧的快乐。
沿九龙山西侧，以中国历史发展为主要线索，布局成展示中华历史长河的区域；中华历史源远流长，本区域通过全方位展示华夏历史人物、重大事件、华夏民俗、戏曲、人文思想等，生动传神地展现了中华历史的悠久和广博，揭示了蕴涵其中的内在文化精神。中华历史长河区域布局用一种史诗般的规模对中华文明史进行演绎与诠释。以中华大历史为背景，以全国重大的历史遗址、历史时间以及大量生动的历史文物和传说为枢纽，形成完整而统一的架构，是贴近历史、尊重传统、贴近现实、尊重生活的一次创作，是对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一次深情触摸。规划形成南北贯通的水系，成为文明展示点的链接线。在宏观布局上体现山水相容、阴阳兼蓄的中国古代哲学和传统思维模式，同时深刻蕴涵山川地理特征赋予的华夏文化内涵，构筑山水为骨架、人文为血脉的空间系统。山川形胜与标志城的建筑、场景协调和谐，使自然环境更富有文化底蕴，使人文景观更具有自然色彩，使主体标志更显雄伟壮观，大气磅礴，高度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自然状态相融合的精髓。
展示内容1：历史纵向主线布局
传说时期：文明曙光
三代文明：礼仪之邦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
秦汉帝国：封建一统
六朝时期：民族融合
隋唐时期：丝路花雨
宋元时期：文苑豪迈
明清时期：帝国伟业
展示内容2：历史横向辅线布局
三皇五帝与炎黄之争
周公辅国与制礼作乐
诸子百家与学术争鸣
秦皇汉武与中央集权
英雄出世与三国鼎立
鲜卑豪气与入主中原
盛唐君主与对外交流
唐宋文人与科举昌明
■ 预留发展区
孔孟大道以西规划为生态涵养以及后续项目区域。
由于地处煤矿采空区的坍陷区边缘，应充分利用坍陷区整治后的积水生态环境，通过生态保护和养护，形成生态涵养地域，在此基础上，建设文化设施，形成世界华人家园、中华民族家园两大分区，采用生态自然的布局方式组织项目。
4.4.3 第三层面：规划中心城区(10平方公里)
规划中心城区位于九龙山南部的平坦地区，面积约10平方公里，是中华文化标志城的中心城区。
规划结构
结合中华文化标志城的自然与人文历史特点，运用以“宫”为中心的重城环套形制来布局，形成城中城布局；根据井田规划概念，并按照《周礼·考工记》中的城市布局型制，形成方城的城市形态，将全城划分为九份，按方位主次，设置功能分区；延续经纬涂制的方格网路网格局，将南北中轴线作为全城规划结构的主轴线，形成“背山面水、城中有城”的规划结构。将标志城的主要功能性建筑：国家纪念馆、历史展示馆、文物展示馆等按其重要程度有序排列，中部设置神州广场，形成标志城最重要的核心主题空间。
在九龙山的制高点及方城中轴线上设置中华文化标志性建筑物，统领整个空间。
（1）背山面水、负阴抱阳
在方城南部开挖九龙湖，将朱山置于湖中，形成背山面水、负阴抱阳的优良风水格局，结合自然地势，在西部形成九龙河，与南北水系有机相联，并形成中华历史长河的物质载体。
（2）重城环套、绿带环绕
以方城为城市空间理念的中心城区形成城中城结构，结合水系形成环城河水系和城市环形绿带，水绿交融，成为既具有中国传统城市特色，又与自然环境、文化要素有机融合的城市。
（3）方格路网、强化中轴
结合中轴线形成中央公建区、两侧城市功能区的分区结构，整体空间宏大有序，并形成方格路网、强化中轴的整体格局，重点塑造绿色开敞空间节点。
规划布局
中华文化标志城布局应做到张弛有度，高潮迭起，显示出文化和艺术的最高境界，既体现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又符合儒家礼治秩序，是中国传统思想的艺术结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建筑艺术和自然环境相结合的典范。规划中心城区以中轴线为核心布置，城市中轴线两侧规划布局城市功能区，形成强化中轴的整体格局。
中心城区采取城中城空间格局，并突出标志性建筑，在中轴线布局国家纪念堂等主要纪念性建筑，凸显国家纪念堂的气势雄伟，建筑式样既显示标志城的气派，又具有东方文化的精神特质。根据中华文化悠久绵长、博大精深和丰富多彩的特征，中华文化标志城中心区除标志性建筑物外，还应由不同功能的建筑群、构筑物、广场及园林共同组成，主要包括国家纪念堂、历史展示馆、文物展示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展示馆、中国非世界文化遗产展示馆、中华百戏堂、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实践基地、国际会议中心等。
城市功能区采取传统城市布局，但适应变化的生活方式，城市面貌符合传统中国城市的肌理，既与传统文脉相承、又结合现代功能与技术要求，塑造清新、典雅的城市风貌。城市功能区建筑层数以低层、多层为主，建筑空间采取以院落为核心的主体布局，以体现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历史文化特色，体现典雅且富有中华特色的建筑风格，建筑精美、园林秀丽、居住方便，体现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和传统的伦理观念。
公共绿地应集中华造园技术之精华，将中华优秀历史文化在园林中得以集中体现。
项目设置
中华文化标志城需要一系列的标志性建筑和各种配套建筑形成，标志性建筑物的设计可面向国内外招标，广泛征集创意思想，择优兴建。
（1）中华文化标志性建筑物
可在九龙山龙头位置设中华文化标志性建筑物――中华太和塔，取太平、和谐之义，登临塔顶可将中华文化标志城全景尽收眼底。标志性建筑物的设计需高度浓缩中华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的鲜明特点，并且形体干练，气势恢宏，以反映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2）核心建筑群
核心建筑群位于核心建筑区，以一堂两馆为主体，即国家纪念堂、中华文物展示馆、中华历史展示馆，围绕神州广场展开布置。
（3）华夏广场
广场以白马河为界，形成南北两半。北部广场以中国传统的九宫格为母题，中央以铺地与绿化有机结合，突出中轴线，以体现广场的中华特色，并体现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完美融合；以大型开敞空间为主，集中开展中华大型历史文化展示活动，可供万人以上同时进行庆典活动。南部挖土成湖，形成礼、乐两处小广场。
在中轴线上设置中华一统纪念碑，在台湾回归祖国后奠基。
（4）中华文化长廊
通过中华文化长廊，将中华历史文化通过绿色开敞空间结合绿地、小品、壁画、石刻、构筑物等形式进行纵向展示。
（5）九龙河
充分利用现状水系与自然地势，通过九龙河将南北水系有机相联，形成山水相映的有机系统。
（6）九龙湖
在南部开挖九龙湖，将朱山置于湖中，形成核心区背山面水、负阴抱阳的整体格局。
4.4.4 第四层面：核心城区(约1平方公里)
规划结合中国传统建城、造园经验，城中城布局中的内城采取通过传统文化符号的组合、变化方式来传达寓意，使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设计中显现合理而丰富的变化,并围绕着一个特定主题有机结合在一起，表现一定历史文化内涵。
核心城区以一堂两馆为主体，围绕神州广场展开，重要标志性建筑国家纪念堂位于中轴线上，具有鲜明的空间统率作用。
（1）国家纪念堂
按不同时期、朝代展示或陈列中国历史上各族先贤的形象、姓名、事迹，供纪念和瞻仰，是举行国家级纪念活动的场所。先贤的选择范围应涵盖历史时期中国的全部时间和空间范围，代表各个民族（含在历史上已经迁出或消失的民族），分为不同等级，设置相应的区域和设施。人物的确定应由专家委员会提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通过，国家元首发布命令宣布，以隆重的礼仪进入国家纪念堂。 国家纪念堂设置于中轴线上,为中华标志城的标志性建筑，应从体量和规模上突出其核心地位，强化其鲜明的空间统率作用。作为重要的标志性建筑物在内涵上应文化底蕴深厚，表现能力独特；在外观上造型伟岸，雕刻精细，体型工整，形象鲜明，是体现中国古代思想、工艺和智慧的结晶。
（2）中华文物展示馆
以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为目标，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展示中国文物精华，主要以数码、虚拟、三维的方式，辅以若干高精度复制品，可集中显示国内全部馆藏文物，也可扩大到散处世界的中国文物，包括全部传世善本古籍。
（3）中华历史展示馆
通过现代化科技手段全景式展示中国历史的进程和重要的历史事件、场面，可以按不同的主题、要求和形式组合，适应不同参观者的需求，其内容和方式均需由全国人大授权的专业委员会审查批准。
（4）神州广场
神州广场是华人心目中的精神中心之一，体现着城市的灵魂。广场中心以中国为母题，拟在广场四周布设九处鼎状巨型雕塑，以体现广场的中华特色与人文精神，并体现艺术形式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完美融合，以期产生巨大的感染力与凝聚力。神州广场以大型开敞空间为主，集中开展中华大型历史文化展示活动，可供近万人同时进行庆典活动。
（5）中华观演台
中国观演台位于华夏广场北部，主体建筑朝向华夏广场，是观演大型庆典活动的场所。
4.4.5 开发时序
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分三期实施：
一期（2007－2009年）：进行核心城区的城中城建设、太和塔建设、九龙河和九龙湖的建设、周边生态环境整治及基础设施建设。
二期（2010－2014年）：核心城区中轴线及两侧功能区的建设。
三期（2015－2020年）：设施完善及周边环境品质提升。
4.5 支撑系统
中华文化标志城区域煤电资源丰厚，是全国重要能源基地，拥有全国最大的火力发电厂。区域地下水和地表水量较大，南水北调线由此通过，是山东省淡水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同时，日益完善的交通环境将形成水陆空相结合的立体交通体系，为标志城建设与发展提供更大的优势条件。
4.5.1 交通系统
结合北京、上海的区域交通设施，整合中华文化标志城的交通优势，积极打造水陆空为一体的立体交通网络，加强联运转运，立足全国，辐射国际。
图 4-21 济宁—曲阜都市区综合交通规划图
图4-22 济宁市干线公路规划设计图
陆路交通
在中华文化标志城区域内，铁路、国道等形成九龙共聚格局。南北六条干道:京沪铁路、京九铁路、京沪高速公路、104国道、京杭大运河和拟建中的京沪高速铁路。东西三条干道：日东高速公路、日荷铁路、327国道。由此可规划建设六个交通中转枢纽，分别是曲阜、邹城、兖州、济宁、商丘、梁山。京沪高铁曲阜站是京沪高铁沿线最具特色、且具有现代综合服务功能的重要站点，将形成济宁市新的交通枢纽，成为增长潜力巨大的交通节点。规划在标志城核心区东南增设高速公路出入口一处，以有效提高城市规划区的对外交通便捷度。
航空交通
航空近期可充分利用济南4D级机场、徐州4D级机场、临沂4C级机场、嘉祥军民两用机场、青岛4E级国际机场五个机场，再通过高速公路进行联运。
远期可规划建设曲阜4D级国际机场，将嘉祥军民两用机场升级改造为嘉祥4C级机场。
水运交通
依托京杭大运河的南水北调东线建设，形成贯通京沪杭的黄金水道。
加强济宁地区与青岛、日照、连云港等港口的共建与共享资源，加强中华文化标志城与港口的快捷交通联系，打通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海上通道。
同时进一步加强三个圈层之间的交通联系，形成快捷连通干道，增强文化资源的共享，共同联合扩大文化影响力和感召力。
交通集散
（1）国际客源
现状可以通过国际航班由全球各地至北京或上海，转高铁至曲阜站到达中华文化标志城；
近期可以通过国际航班至济南、青岛、徐州，转高速豪华大巴到达中华文化标志城；
远期可以通过国际航班至曲阜，直接进入中华文化标志城。
图4-23 华东地区综合交通规划图
（2）国内客源
航空线路--近期国内航班至济南、青岛、徐州、临沂、济宁，转高速豪华大巴至中华文化标志城，远期国际航班至曲阜；
铁路线路--通过高铁至曲阜站，铁路至兖州、徐州、曲阜，转高速大巴至中华文化标志城；
轮船线路--乘轮船沿京杭大运河、白马河至中华文化标志城；
公路线路--自驾车或公共汽车可以直接至中华文化标志城。
（3）华东地区客源
铁路线路--经铁路至兖州、济南、曲阜，转高速大巴至中华文化标志城；
轮船线路--乘轮船沿京杭大运河、白马河至中华文化标志城；
公路线路--乘公共汽车或自驾车至中华文化标志城。
图4－23华东地区综合交通规划图
（4）济宁市内客源
公路线路--乘坐高速大巴或自驾车直接至中华文化标志城；
轮船线路--乘轮船沿京杭大运河、白马河至中华文化标志城。
4.5.2 水系利用
长江以北、黄河以南地区，济宁拥有难得的富水资源。在济宁区域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要充分利用水资源丰富的有利条件，做好水系布局的文章。
■ 宏观水系
在大水系范围，可依托黄河与京杭大运河的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形成连通南北的的大水系网络。
■ 中观水系
在中观水系范围，可以邹城市域的尼山水库、西苇水库为上游水源地，以微山湖为下游水源地，以泗河、白马河、大运河、光府河为主干，形成水系网络。
■ 微观水系
在曲阜和邹城之间，以九龙山区为中心，形成微观水系格局，充分利用九龙山区的山水条件，构筑中华文化标志城富有特色的水系框架。重视开发利用该区煤炭塌陷地水资源和周邻山地、丘陵资源，优化和美化中华文化标志城整体性的生态面貌，形成水在城边、湖在城里、河湖景区融为一体的独特魅力。
4.5.3 市政设施
整合济兖邹曲都市圈的综合优势，共享共建区域大型基础设施，避免重复建设，为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发展搭建一个坚实的平台。
图 4-24 济宁——曲阜都市区大型规划设计图
电力工程
完善都市圈内部220千伏的能源供应网络和500千伏的电力外输网络；扩容邹城南宫变、付庄变、曲阜小雪变、临城变；在标志城核心区边缘规划建设220千伏变电站，作为核心区主要电力供应设施。
通信工程
邮政设施：以济宁二级中心局为核心，标志城核心区规划建设一个三级局，与其他三级局构成完善的邮政网络。
通讯网络：形成以光缆为主体的宽带骨干传输网络，实现智能化管理。以京沪京九国家级光缆干线和济南——济宁光缆干线为骨架，形成区域性的电信基础设施网络，成为标志城对外联系的信息高速公路。
信息港：规划建设标志城信息港，创建数字城市，构建统一的网络平台，促进信息产业的发展。
给水工程
水源地：地下水——九龙山地下水；地表水——尼山水库、西苇水库、南四湖。
水厂：曲阜与邹城水厂按其总体规划予以实施，中华文化标志城核心区规划建设两座自来水厂，向中心城区供水。
排污工程
完善济宁都市区污水处理厂和管网建设，使污水处理厂与管道配套设施完全投入运行，提高济宁都市区整体污水处理能力，从而为中华文化标志城提供一个稳定的排污系统。
规划曲阜、邹城两座污水处理厂同时为核心区提供服务，远期进行扩容，核心区污水干管直接接曲阜、邹城城市污水干管，避免污水处理厂的重复建设。
第五部分 经济分析
5.1 基本动力
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充分发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会各界以及全世界华人等各个方面的积极性。
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的经济分析，应遵循“着眼长远、统筹规划、量力而行、精心实施”的十六字方针，贯彻科学发展观精神，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由于中华文化标志城意义深远，建设规模巨大，建设周期较长，投资额较大，只有充分调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会各界以及全球华人等各个方面的积极性，才有健康而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
众所周知，文化自觉及其影响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成功转型与和谐发展的关键因素，恢复和重塑中华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并完成创造性转化，增强全球华人的凝聚力，在感悟传统的自豪中共建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各个阶层共同的重要使命。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将追宗忆祖和现代化进程有机地结合起来，有利于促进国家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带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其崇高而光荣的历史使命，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成，将一定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有助于实现这一使命。作为地方政府，山东省政府和济宁市政府虽有一部分财政负担，但是能协助中央政府一起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既属其责，亦有其利，就山东省的总体情况来说，胶东半岛相对繁荣，内陆地区则相对落后，中华文化标志城建成以后，对于促进山东地区社会经济的平衡、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新世纪，国际竞争愈来愈强调软实力，而文化产业则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据2006年全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06年末，全国共有文化馆2889个，公共图书馆2767个，博物馆1593个。全国在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上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为850亿元，比2005年增加23％；据城镇居民家庭抽样调查资料显示，2006年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6480元，比2005年同期增长8.9%。在人均消费性支出中，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增长11.9%，交通支出增长17.9%，通信支出增长9.6%，教育文化娱乐与服务支出增长10.8%，由于可见，中国居民消费已开始进入以发展性消费为主的阶段。直接或引导提供文化消费的场所或设施，是今后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这一枢纽性工程，将有效地整合国内外文化资源，大力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企业和NGO（非政府组织）有积极性投资和经营各类文化事业，更遑论是参与到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中来，除了中华文化标志城的部分项目可以产生利润，得到其他的政策性资源（例如税收减免）外，对于提高其声誉也有实际利益。
历史上，中华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是整合和提升中国传统文化，涉及中华文化的各个领域，其形成的波澜必将在全世界引起回应；而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文化热在世界各地的持续升温，这种回应的强度会越来越高。在现代化潮流中，和平和发展仍是主流，然而种族冲突、恐怖主义、局部战争等不和谐的音符时有出现，人类未来的出路究竟何在？世界应该是多元的，具有悠久文明史的中华文明已经为并正继续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做出贡献。全球华人需要文化认同，热心公益事业一直是其光荣传统，只要是关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发展大计，都会得到全世界华人的鼎力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需要国家经济发展实力的支撑。自1980年到2005年，中国GDP年均增长12.5%。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209407亿元，比上年增长10.7%，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4700亿元，增长5.0%；第二产业增加值102004亿元，增长12.5%；第三产业增加值82703亿元，增长10.3%。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11.8%、48.7%和39.5%。按汇率计算，我国 GDP排名居世界第四位；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 PPP（Purchasing Power Parity） GDP，我国排名居世界第二位，中国已经是事实上的世界经济第二大国，仅次于美国；人均汇率GDP中国排名第128位，人均PPP GDP排名74位。国税收入从1992年的3297亿元增长到2006年的37636亿元，增长为11.42倍，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9%。其中，2006年全国税收比2005年增长21.9%，增收6770亿元，当年税收占GDP的比重为18%，比2005年提高1.1个百分点。过去十多年中，政府收入持续以平均超过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率两倍以上的超高速度持续增长。
综上所述，中国人民对振兴传统文明的渴望和对文化消费的需求，使得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具有了必要性；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会各界以及全世界华人等各个方面的积极性为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提供了可能性；充裕的财政能力和社会资金使得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具有可行性。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稳定、前景乐观；中国当前居民消费不振，以公共支出拉动内需，也是一个必要的替代性措施。中华文化标志城是一个长期项目，需要精心实施，分期建设，全部投资并非一次性完成，政府不会有很大的财政压力，这又加强了该项目的可操作性。
5.2 资金筹措
采取中央政府拨款、地方政府拨款、企业投资和社会各界捐赠相结合的方式。 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和维护费用，根据具体项目的不同性质可采取不同方式。国内和国际上与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核心项目有相近性质的代表性项目（或建筑物）有：中国国家大剧院、上海大剧院、上海世博会、美国国家广场、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和法国先贤祠，其资金筹措方式如下表：
由以上诸多国内、国际案例可见，不管是纯粹的公益性项目，还是公益性与营利性兼备的项目，在资金筹措方式上并无一定之规，既可以由中央政府出资，也可以由地方政府出资，还可以通过社会慈善捐助解决，或者灵活地通过其中两种或三种方式互相结合。当然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对于这类项目，单纯通过地方政府或私人企业投资是不可能完成的。
无疑，清晰界定项目性质十分重要。以国家大剧院和上海大剧院为例，皆是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兼备的项目，其非营利性在于它是国家或城市的标志和名片，其营利性在于演出多以商业演出为主，并可获取票房收入。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总体上也是公益性与营利性兼具的项目，其资金筹措的其基本原则是，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拨款、市场化融资、支撑性政策、世界华人的捐赠相结合。其中对于公益性质的项目，由于其基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所以采用中央政府拨款的方式；对于营利性的项目，采用市场化的融资方式；对于公益性与营利性兼备的项目，则采用政府拨款和私人投资相结合的方式。
具体而言，由于标志性建筑物、一堂两馆（国家纪念堂、中国历史展示馆、中国文物展示馆）和神州广场体现了中华文化标志城核心建筑的尊严和威望，中央政府须全额拨款，专款专用，其中标志性建筑物建议发动全球华人捐赠而建；二期堂馆，有条件的则应争取列入中央各相关部委的预算，如国家讲堂、国学研究院、世界孔子学院总部、文明对话中心等；其余的以及三期项目，如中华百戏堂、神州万象院、民族家园等，可采用各地方政府拨款和企业投资相结合的方式，即政府与市场组建的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即公共部门与民营企业合作模式）项目公司合作。同时，辅之以发行“中华文化标志城债券”、优质项目上市和部分银行贷款。对于纯粹营利性的宾馆、餐饮、房地产等服务业项目，可采用完全市场化的融资方式。
同时，要充分重视华人捐赠和非营利组织的作用，建议成立“中华文化标志城基金会”，对捐助的企业或个人的税收优惠、行业准入、投资领域等方面赋予充分的政策资源。通过慈善捐助运作公益性项目，虽然在欧美很成熟，但在中国运作如中华文化标志城这样重大的项目，尚无先例。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公益性捐助规模太小，中国公益捐款人均还不到1元，美国人均为460美元，美国的个人捐款占GDP的2.1％，中国只占GDP的0.01％。
但是，公益捐赠的作用绝对不可低估，其主要理由有：1、中国公益捐助规模虽小，但增幅很快，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年均增幅接近30％；2、近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增长，个人社会财富积累也在加速，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已经有了进行公益捐赠的能力；3、个人捐赠的很大一个目的就是求得心理慰藉，各地许多寺院香火非常旺盛，原因就在于此，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关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大事，如果政策和舆论引导得力，相信捐赠于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会更能使人们获得心理慰藉；4、从本项目的角度来划分，慈善基金会分为政府背景的基金会和纯粹民间的基金会两类，当前中国的实情是前者更易获得捐赠，所以赋予“中华文化标志城基金会”充分的政策资源，完全有可能实现政府和企业或个人间的双赢；5、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是一个长期项目，“中华文化标志城基金会”将募集到兴建该项目的部分资金，并可以通过该基金会的运作体现民意，全球华人的踊跃捐赠将会带给人们更强的信心，有利于兴建和运营该项目。
5.3 运营机制
体制保证，政府领导，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
前述案例项目的运营方式如下：
综合上述案例，对于类似公益性的项目，在运营维护成本的承担上，国际上也没有一定之规，但是一般来讲，都是政府拨款为主，辅之以社会慈善捐赠。与前述资金筹措相对应，中华文化标志城场馆设施运营维护的基本原则是：一堂两馆的运营和维护都由中央政府负责；营利性项目，按照市场化运作；而其他堂馆，则在各级政府给予一定补贴的前提下，自负盈亏。
在运营初期，政府可以拨付部分资金，但在长期，中华文化标志城自身的造血功能必须完备，必须在市场上具有独立生存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否则中华文化标志城就不可能具有持续而强劲的生命力。鉴于中华文化标志城“文化副都”的特殊地位，中央政府应给予更多的税收优惠和政策自主权，以尽可能做到“以运营养维护”。
中华文化标志城所在的区域交通网络发达，京福、日东两条高速公路，京沪、京九、新石三条铁路，以及104、105、220、327四条国道交织成网，即将建设的京沪高速铁路在曲阜留有出入口和车展，规划中的旅游机场业已立项。鉴于中华文化标志城的特殊地位，现有的行政编制将会限制其功能的发挥，课题组建议对该区域的空间功能进行整合，对体制和行政区划进行调整创新，在该区域设立“文化特区”，并辅之以配套的支撑性政策。济宁市（地区）现有人口为835万，其中曲阜市、兖州市、邹城市、济宁市四市的市区人口超过100万，预计2020年达到200万；将此4城市撤市设区，合并为新的“曲阜市”，新曲阜市的行政区域即为原济宁市（地区），便于统一规划，合理有效地整合资源。
另外，在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建设时期，拟设立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建设领导小组和专家委员会，构成最高决策机构，下设中华文化标志城筹备建设委员会。组建中华文化标志城投资建设开发总公司，负责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投资工作，该公司可以是国家和地方政府成立的全资国有企业，也可以是由国家和社会法人合资成立的合资性企业。由于待建项目很多，针对某个具体工程，可以在总公司下成立单体项目子公司。中华文化标志城投资建设开发总公司在中华文化标志城等筹备建设委员会的既定规范、政策等条件下进行项目的投资建设，并接受其监督。中华文化标志城建成后，拟由国务院相关部委和山东联合统筹成立“中华文化标志城管理局（准部级单位）”，负责整个中华文化标志城，尤其是一堂两 馆的运营和维护；“中华文化标志城基金会”继续运作，其目地转而为一堂两馆募集运营维护费用。而其他堂馆中，完全由市场建设的，在运营上政府将不再直接干涉；列入相关部委预算的，则其运营仍由相关部委负责；按PPP模式融资的场馆，在建设和运营上采取BOT方式，将整个项目分成两部分，即公益性部分和准营利性部分，公益性部分由政府出资建设，而准营利性部分则由企业建设，全部建成后，政府与企业签订特许经营协定，在项目成长期（10年）政府将公益性部分无偿租赁给PPP项目公司，并提供一定额度的财政补贴，以保证其正常收益，在项目成熟期（10－20年）按每年5～10％逐渐取消政府补贴，项目公司自负盈亏。项目特许期满后，全部设施收归政府，政府与PPP项目公司重新就承包事宜进行谈判。
5.4 成本收益
核心区项目规模约75亿元，按年客流量373万人次计，年收益约7.5亿元。
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是要整合提升祖先留传给我们的资源，其目标是在当下盛世，创造出一个可给人精神慰藉、被千秋万代传颂的文化圣地，应着眼长远，统筹规划，量力而行，精心实施。对于一般项目而言，成本－收益分析结果直接决定了该项目的可行性，但是对于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来说，成本－收益分析对项目可行性的决定程度却没有那么直接，因为中华文化标志城承担了部分国家级的文化功能，提高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承担了许多公益性功能，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而这些都难以用经济效益的指标衡量；另外，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调整了济宁市当地的产业结构，优化了山东地区的区域经济布局，提高了济宁市招商引资的吸引力，这些虽然是经济效益，但是也难以度量。故此，即使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的成本大于收益，但只要二者的差距不至于太大，该项目就可以立项、上马。该项目建设可分三期进行。
先期工作：搬迁和就地改造村庄共需投入5亿元。
第一期：标志性建筑物、国家纪念堂、中国历史展示馆、中国文物展示馆、神州广场。占地1平方公里，国家纪念堂、中国历史展示馆、中国文物展示馆的建筑面积各为5万平方米，皆坐落于神州广场周围，建设周期3年左右，第一期工程总造价约30亿。
第二期：国家讲堂、国学研究院、世界孔子学院总部、文明对话中心、中华科技展示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展示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中华百戏堂以及中央党校分校等，建筑面积皆为5万平方米左右，建设周期5年左右。其中国学研究院和世界孔子学院总部可利用曲阜已有建筑。二期工程总造价约40亿。二期工程主要建于核心区。
第三期：神州万象园、民族家园、世界华人家园，因地制宜分散而建，主要位于预留发展区。配套工作：按照文化圣地的要求，重新构设“曲阜市”，建设孔孟大道等市区道路。
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全部用地，均应按国务院批准的规则分期分批划拨。
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客流预测，根据客源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行政规定性的，包括每年一度的国家级伟人的纪念典礼或奉入典礼以及重大事件的纪念仪式等，预计5万人次；国家公务员轮流在中华文化标志城接受一次为期5天的中国传统和历史教育，预计年客流量为40万人次；
（参照标准：2006年河南省的拜祭黄帝仪式，据不完全统计，全球有逾万名炎黄子孙参加拜祭，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及各省市区领导和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约5000人应邀出席，中华文化标志城的祭拜先贤的层次和规模将会比之高出很多；中国靠财政供养的人数为3600万，其中公务员数量650万。）
第二类是行政引导性的，包括全国性的文艺展示会演，教师节或各种节庆的全国性会场，教育部、文化部、科技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委各奖项的颁发仪式，经国家批准的各类学术、文化、教育、科技、艺术奖项的颁发仪式，预计每年举办各种颁奖会30～50次，每次1000～5000人不等，总计20万人次；全国大、中、小学生每年不定期（以假期为主）在中华文化标志城内接受为期5天的中国传统和历史教育，按每年20万人计，预计客流量为100万人次；全国性的成人仪式，每年5万人次；全国性学位颁发仪式等活动，客流量2万；联合国孔子奖等颁发仪式，客流量1万；
第三类是民间自发性的，包括热爱和欣赏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般民众、海外华人寻根访祖者、观光客等，保守估计建成后当年客流量200万，以后年均递增10％。
（参考标准：2005年曲阜市接待中外游客460万人次，门票收入1.02亿元，社会旅游收入13.01亿元，人均消费为282元；2006年上半年，曲阜市接待中外游客278万人次，门票收入6577万元，社会旅游收入8.0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4%、24％和39%，人均消费287元，各项指标均创历史最高纪录。）
三项总计当年客流量约373万，其学习、参观、餐饮、住宿和购物支出，按每人日均200元计，年总收益约7.5亿。前两期工程的建筑面积共60万平方米，每平方米的运营维护费用按每天1元计，共计2.2亿元。另应支付一定的财务费用。
5.5 配套支持
包括人口、农产品、宾馆、餐饮、交通、旅游、投资环境以及支撑政策等。
宾馆、餐饮和房产是标志城项目的盈利部分，政府不插手，全部实行市场化操作。此类项目的建筑用地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批租给PPP项目公司，或作为政策性优惠批租给PPP项目公司，以代替部分财政补贴。宾馆的外观设计要符合标志城的规划理念和整体布局，须通过专家委员会的审查；各种配套设施尽量利用周边城市的现有设施，民用房产不建在核心区内。
场馆运营维护的服务和管理人员约需3000～6000人，从事以上配套产业、为旅游者提供服务的人员约需2～4万人；这些人员部分可利用当地人力资源包括农村富余劳动力，部分则需从外地引进，尤其是高级管理人员；加上这些人员的家属，建成后，因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本身而增加的常住人口将达到5～10万。
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将会对济宁市（地区）现有的旅游业、文化产业、投资环境等产生深远的影响，济宁市（地区）应以此为契机，整合境内产业资源、优化产业结构。标志城核心区项目距离曲阜较近，将与曲阜优势互补、相互促进。标志城项目的建成，必将大大提升济宁在全国乃至全球的影响力和声望，提高济宁对境内外投资者的吸引力。
中央政府应明确济宁市“文化特区”的地位和功能，在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建设和相关关于文化产业的招商引资、土地批租、企业税率、人才引进、社会保障等方面给予专门的优惠政策，确保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健康运行，而山东省政府则应通过宏观协调，在制定城市建设、开发区建设、对外开放、产业发展等政策时，适度向中华文化标志城周边地区的鲁西南地区倾斜，以促进济宁都市圈迅速成 长，增强中华文化标志城的集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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